“……you will be all right in two or three days.……”,这句话出自谢大任，梁梦飞教授所编撰的《医学英语》，它肯定已为多数该书的读者所遗忘，只有那位现在已退休的技术员，他仍旧记在心中。

这是一座七十年代的县医院。全部建筑成不太规则的玉字形。王字型主体大楼坐北朝南，三层。最北边的王字一横的一二楼为门诊，三楼是院办及其它办公室，剩余房间被临时用做招待。大楼的其余部分为住院部，医技科室，及其它辅助部门。玉字的那一点实际上是一小竖，位于主楼的西南，隔得稍开，显得稍长，东西朝向的平层建筑。它是营养室与职工食堂，也是我们去的最多，故事最多的地方。

郝医生住在最北端的三楼北面，斜对着大楼中轴线上的走道。房间约二十多平方，有两个大窗户。最里面一张约一米二宽的木床与床边的办公桌是他睡觉与办公的地方。另外还有两个窄窄的高低床，一个放行李杂物，一个是他助手的铺位。出门右转，大楼中轴线两边是住院部检验科，其中一间是我们科研的实验基地。沿走道再向前是供应室。为方便管理，供应室与住院部被完全隔开，门诊与住院部之间隔着供应室左边一上一下两个拐角楼梯。由宿舍到科研所在的病房需要在此先下到一楼，再上住院部二楼，通过中轴走道直达大楼的最南端，再下一楼右拐到达传染科。

1978年元旦刚过，一个阴暗而酷寒无比的早上，郝医生查房归来。他的助手，一个少不更事的懵懂小伙儿跟在他的身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主治医生来自武汉医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带着他的研究小组，到此开展流行性出血热临床研究已经是第二个年头（每年冬季约3个月，前后工作共四年）。这条漫长而阴暗的走道他每日往返一到三次甚至更多，正常情况下穿行其间他基本上不必依靠视觉指引。

由于特殊的临床病例及其理想的处置结果，轻捷的步履彰显着他尽力掩饰着的兴奋；由于对患者病情的变化不能了然于心，小助手的内心充满惶惑，走廊上的冷湿幽暗加重了他心情的沮丧。上二楼不久，走在前面的郝医生突然发话道：“昨晚的英语课文，背一遍！”这一突然的“将军”，使完全不在状态的助手措不及防。由于紧张，他的背诵显得很不流畅；由于不满并不得不给以提示，郝医生的情绪略带愤懑，连步履也不同寻常。当到达住院部二楼走廊的北端楼梯口时，小助手的背诵刚巧卡在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读通的句子上……。几秒钟后，当两人下到一楼并爬上另一侧的拐角楼梯时，郝医生稍稍昂起头，以较平时略微粗重的嗓音提示道：“you will be all right……”，整个句子未能说完，突然右脚踏空，身体前倾，膝盖下胫骨中段狠狠地磕在了水泥楼梯的阶梯上，整个人弯曲着偏向了一边，……。跟在后面的助手赶紧跃上两步，迅疾伸手挽住他的右臂，利用前冲的惯性挽着他来了个近180度转弯，并顺势让他坐在了高一级的楼梯上。剧烈的疼痛使他屏住了呼吸，楼梯道上出现了少有的寂静。小助手迅速地窜到三楼供应室，抓了一卷绷带和一个换药碗准备为他处理伤口。当回到楼梯中部时，郝医生的疼痛已经稍有缓和。他不断地揉着胫骨后侧的肌肉，摆摆手拒绝了对伤口的现场处理，侧身扶攀附着楼梯栏杆试图站起……。一两分钟后，被挽着的他艰难地站起来，缓慢地登上两级台阶，突然转过身来问道：“接下来的是那几句？……”，小助手灵感突现，以致可以不加思索地背诵到：“………you will be all right in two or three days.……”。

这一场景是一位高年资医生对他助手的英语辅导。老医生是我们大家缅怀的感染病学暨临床免疫学专家郝连杰教授，时间为文革刚结束，全国高等教育尚未及恢复，专业技术人才奇缺的70年代末期。老医生是后来著述等身，桃李成荫，在科学研究上功勋卓著的国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而那个他当时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助手，则是一个专业未定，由临床淘汰下来的准护士。这个准男护士1966年念完初中，1970年由知青招工回城，仅受过不到4个月卫生训练的青年。因长期工作安排未定加上某种其它原因，已经产生了轻度的自闭症。但所幸身体好，思维灵活，工作肯吃苦，已经具有一定自学能力。这些倒是他为人所称道的优点。

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我国东中部地区流行性出血热超大规模流行。大量野外劳作（水利建设与修铁路等）的青壮年死于非命。作为所在单位感染性疾病专业年资几乎最高，业务能力最强的医生，郝医生一次次主动请缨，要在本单位开展流行性出血热发病机理的研究。然而这种急性传染病一般发生在最基层，在县及以下医疗单位开展临床基础研究，必须要有很好地实验人员配合，这一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几年。当77年初夏再度提出要开展出血热研究时，身兼支部书记的内科副主任给了他两条无奈的选择，要么等待时机成熟（即不干），要么借调内科消化专业那位谁也感到头痛的准护士。

7月中旬，郝医生送来了有关实验方法的资料（淋巴细胞转化与玫瑰花结形成），在内科副主任的翰旋下，二个月内购齐了所需要的全部试剂，又花两个月多时间建立方法并完成了室内正常值的建立。十月中旬，准备工作告以完成。在整个准备过程中，郝医生不时到实验室指导，每一次实验事前均须得到他的审核，每一项重要的实验结都必须经他亲自观察并认可。接下来的五年，他继续四年，为开展此项研究，他每年冬季花三个月时间，工作在县级医院甚至更边远的卫生院与工地。为顺利展开研究工作，他与小助手同吃同住，共同工作，事事言传身教，时时形影不离。包括临床查房，出诊，制定研究计划，着手实验设计，摸索实验方法，分析试验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研究中的每一点哪怕是较小发现与进展等，事事都督促着小助手参与；回到医院后，郝教授建立了他自己的实验室。但仍旧带着他那唯一的小助手。他们一块儿查阅科研资料，进行实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组织与撰写论文。工作中事事由他精心筹划，处处耐性进行示范，并督促助手具体执行。他们之间没有正式课程的授受，没有长篇大论的指导，有的只是手把手的技能传授，面对面的科学难点分析（包括对许多新发现的难以解释的学术现象的讨论）,以及为达到同一科学目标而应用各自优势所进行的共同的奋斗。大约五年之后，郝医生被直升为郝教授（正教授），并开始招收他的嫡传弟子。这个仍旧未定专业方向，只有初中学历的不称职的男护士，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理论，比较全面的科研手段，扎实的技术功底，以及独立开展简单实验研究的能力；十年以后，小助手成为了临床免疫学的技师，具备了初步的教学能力，能够连续撰写并发表自己的文章，并取得业余夜大检验专业的专科文凭。又过八年以后的九十年代中期，小助手进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讲过了与免疫学技术相关的从大专到博士的课程，具有了好几个省市级学会副秘书长以上的社团职务，担任了该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并开始全面主持一个大型科研实验室的工作。

1997年初夏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同事带给他一份人事科下发的，好像是跟专家遴选有关的表格。正忙于验收实验设备的他匆匆打开计算机，找出与个人简历相关的几个文件，并填写了必须由申请者手写的部分内容后，由他的助手借助电脑，剪刀与复印机很快完成并上呈了表格。

1998年的11月中旬，忙完实验室大搬家与个人小搬家的他正着手他一生中第三次正式请客。十一点钟已过，突然接到院办开会的电话通知，赶到会场已经超过中午十二点。七八个人的会议由院长主持，三个副院长及人事处长参与。以为走错地方的他还未回过神来，院长的讲话便接近了尾声……。啊，他突然意识到作为技术员的他成专家了！而且是国务院钦点的，具有所谓突出贡献的那一种。作为佐证，还附带发给了一张证书与一小叠奖金（5000元）。

1999年提出硕导资格申请，2000年获得相应的资格。而这时的他初始学历仍是“初中”，工作及其业务职称范畴仍在技术系列。2002年他为天灾与人祸所击倒，但回首往事，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在他所在的学校与地区（省市）已经创下了好几个第一！

2003年郝教授辞世，当众多芬芳的桃李们一批批在教授灵前鞠躬致奠时，唯独抱病在床的当年的小助手施行了跪拜叩首礼。究其理由，是因为他显然不是教授登堂入室的正规弟子，而最可能的关系是师徒，即郝教授是他的师傅！这一事实在最高学府显然另类而匪夷所思。但作为徒弟，他以最传统的礼仪对自己的师傅进行了祭奠。

谈到学历与教育，他认为大学（包括研究生教育）是为大多数正常发展的人办的，而对于少数具有特殊境遇的人（并非具有非凡才能）而言，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机会与坚持而已。是郝教授给了他机会，而他所付出的仅仅是坚持……。

“……you will be all right in two or three days.……”,这句话出现在谢大任，梁梦飞教授所编撰的《医学英语》一书中，它一定为众多的读者所遗忘，只有那位已经退休的老技术员，他仍旧记在心中。

仅以此文缅怀我的“师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感染性疾病与临床免疫学专家郝连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