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政治学习的气氛仍旧十分浓厚，取消了天天读，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便更加不怕雷打（当时称其为雷打不动），这个时候我已经参加过二次一年一度的流行性出血热病的研究（只有中国，朝鲜与俄罗斯东部有出血热，而且仅仅冬季发病），已经是同龄中的姣姣者（个人感觉）。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血清总补体，我们当时出血热研究的重要指标，测定的正常值国内外差别均很大，相互之间没法取得可比性将会使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请教了许多相关专家，大家均莫衷一是。眼看第三个年度的研究又要开始，作为实验的主要承担者我的心一阵一阵发虚。

已经有近三个星期睡觉不踏实了（那个时代我真不考虑失眠问题），这天下午，又是政治学习，又是我思考问题的好时机。我习惯地坐在大教室的最后排，思维随着政治学习的进程在文献与自我之间流荡。突然我似乎抓住了什么，“血球比例？血清用量？红细胞的总数量？”经过近二十多分钟的思索，我突然豁然开朗。

那时候政治学习的管理其实不是太严。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教室中搜索，很快，我发现我后来的老师，当时是我们研究组的负责人，就坐在前面第三排的旁边，我悠然地飘到他的身后，说：郝医生，总补体活性单位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了！医生嗯了一下，又一本正经地听着台上的讲话。我退回到座位上。良久，我又坐不住了，怀着无比的兴奋，我又跑到他的身边说，郝医生，我肯定能够解决总补体单位的问题。他慢慢地转过身来问什么办法？我说，我自己想的办法，他又说：有文献吗，我说，没有！他慢慢地回过身去，不理我了。我怏怏地回到座位上-----。

其后的几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缠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阐述我的观点。最后，他发话了：你做可以，但不能耽误我们正常的实验。

于是，基本上没有要经济投入，开了两个星期的夜车，不仅完成了实验，而且将论文的草稿也拿了出来。又过了两个多星期，郝医生说：你印吧，印出来投到省检验学会年会试试看。连续三个晚上，我刻钢板，做油印，搞装订，参会论文提前完成。征求过老先生的意见，他让我做第一作者。

这一天，郝医生高高兴兴地拿着我的文章油印件到医教处（当时的医务处兼管科研与教学）开证明，医教处主任看过后慎重地说，老郝，他一个初级人员怎么能做第一作者（当时的科研文章的确非常少）！郝医生十分生气：“研究是他提出来的，实验是他设计完成的，论文是他写的，他不做，谁来做第一作者？”没有开证明，郝医生气呼呼地回到实验室，在复叙了事情的经过后，他说：你拿着我的条子到XX医院去，告诉xxx，就说是我要送来的。

年会开始了，我是当时参会人员中年龄最小者之一（倒数第二，文革后期学术界基本没有青年人），第二天下午分组讨论，一个检验届德高望重的老师主持讨论，根据他的特长，议题定位血清总补体检测，该是他风光一下的时刻了！主持人先讲了开场白，然后就总补体活性检测的国内外状态进行了简略地介绍，接着要求大家积极发言讨论。尽管他多次启发，会场仍旧冷场了十余分钟，这时，我的另一个知道我在做补体检测的老师，第一教学医院检验科血清室负责人，鼓动我起来发言。他的鼓动引起会议主持人的注意，我只好站起来了---。有如此好的机会供我发挥，我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毫不客气地一口气讲了近五十分钟。我坐下来后，主持人大声问，还有谁发言？又等了约3-4分钟，他高声宣布，散会！

自那以后，我那种酷似打了鸡血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多天，最要命的一点是我忘记了对那篇文章的进一步处理（投稿，实在是没经验没去想）。昨天清理储存室，那篇文章的油印本又被翻了出来！

回想起来，这件事对我的启迪是，一般情况下，周围的人（包括导师与上级）并非刻意打你压你，你的工作（尤其是初出道时第一份属于你的研究）是否成功其实主要取决于你的才智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