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报纸上有一则报道，说一个叫于丹的人在电视台讲《论语》，有些说解相当雷人。比如，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解释为小孩子和女子不容易养活。同事谈及此事，我一笑置之，认为这类笑话没有批评的必要。一天，我偶然看到于丹在百家讲坛讲《牡丹亭》。讲述虽然外行，但竟能以华丽的言辞贯穿节目始终。当时康保成教授恰巧来到北京，我去他下榻的广州大厦探望。谈及这档节目。保成教授摇头说，这事不能怪于丹，主要责任在央视。保成教授的话是中庸之论。当时媒体的相关批评不断，我和保成教授一样，对此类热闹避之唯恐不及，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意见，但心中对这类节目是不以为然的。 

       前年，在一位老朋友家聊天，他的妻子讲到的一件事，影响了我对这类电视节目的看法。朋友的妻子说，一次她外出旅游，旅伴中有人携带一个学龄前的小女孩。这孩子比较顽皮，动不动惹出一些令父母尴尬的小祸事。女孩的妈妈脾气不太好，忍不住就责打她，搞得她常哭哭啼啼。旅伴们同情这孩子，除了劝阻她的母亲外，还私下里安慰她。一次，朋友的妻子问孩子，你老挨打，觉得难过吗？这个小女孩回答说：“不，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学会寻找快乐，我不能为这些事难过！”我听了故事感到相当震撼，觉得这是对于丹节目“心灵鸡汤说”的很好解读。并以此认为，不加入对此类节目的批评是正确的选择。

      前一段，和王立群兄闲聊，言谈中，恭维他在百家讲坛的节目影响大。立群笑着说，不过是说书罢了。立群兄是大名人了，当然要讲点名人的风度，客气是必然的，不过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这种自谦未必就是自贬。以立群兄成名的《史记》讲座来说吧，如果将它的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与《三国演义》之类的讲史相比较，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大众并不责怪《三国演义》们的失真。如加以类比，还应该挑剔讲座中的个别细节吗？

      记得曾有前辈学人谈到话本之类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大意是说，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其历史知识主要并不来自《三国志》等“正史”，倒是从野史和《三国演义》之类的话本小说中学来的更多些。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家讲坛的正面意义真的不可小觑。不过，在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收视需求日益提高的今天，媒体，尤其是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时也应该逐步提高学术水准。

      总之，一句话，百家讲坛的节目是我所能够接受的，当然，于丹教授所讲《论语》的学术水准是我能够接受的下限。我觉得，从媒体反映的舆情来看，这一下限似乎也不应该再向下浮动了。然而，社会现实与我的想象似乎并不一致。

      前几天，到外地进行学术考察。白天跑得辛苦，晚上又没有工作条件，只好看看电视。我平日不看电视，所以没有什么固定目标，只是浏览各台而已。11月18日晚上，无意间看到东方卫视有一档讲《周易》的节目，不由得停住了遥控器。节目的主讲人西装笔挺，白发皤然，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具有十分的风度。我全神贯注，准备享受即将到来的精神盛宴，不料却嗑到了一颗坏瓜子。

      因为是半路收视，我不知道节目名称，也没看到其开端。我收看时，荧屏上正出现“比”、“朋”两个字。我当时就感到奇怪，如果是讲《比》卦，拈出一个“朋”字来干什么？《周易》中的“比”和“朋”有什么关系？一刹那间，头脑里甚至浮现出这样的念头：这位道貌岸然的讲客难道准备用“朋比为奸”这样不伦不类的辞语来“俗说”《周易》吗？

      在口头讲述中，我可以用停顿来吊一吊听众的胃口，现在，只好向大家摊出底牌：我自以为十分出格的猜测，完全不能反映节目的低劣程度。节目的发展击垮了我的自负。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因为师承关系，对《周易》很感兴趣，也知道一些皮毛，但考虑到专业背景和年龄，我的研究太不够了。所以，平时很少就《周易》的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由于这档《易》学节目，我要打破在这一领域中的的自我禁锢，因为这档学术说书的荒唐大大超出了我容忍的底线。

      在节目中，主讲人指着荧屏上的“朋”字说：“这是什么呢？是两个月亮吗？不是。谁见过天上有两个月亮呢？这是两块肉，两块臭肉！”天哪，这是哪家《易》学流派啊！更雷人的在下面，主讲人说：“两块臭肉，两人臭气相投，就可以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嘛！”

 

附记：承友人相告，那位雷人的《易》学家是来自台湾的曾仕强先生。

说明：这是一篇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