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招收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以来，每届学生的方法论课都由我来上。这门课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教材，只是按照我编写的教学大纲，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前辈大师的经典论著，向同学们阐释治学之道。今天讲类书，讲到高兴的地方，向同学们说，我要就讲课内容写一篇博文。

   类书是一种文史学者常用的工具书。它汇编各种文献资料，分门别类，编撰而成，以供人们的检索、引用之便。从内容来说，类书分为综合与专门两种，综合类书如人们常用的《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专门的如《册府元龟》、《广群芳谱》、《骈字类编》等。在讲课中，我从实用出发，只大略讲了类书的一般知识及检索方法，重点是讲述我自己对类书的认识过程与使用经验。

   我在本科阶段开始注意到类书，大三时，购买并阅读了刘叶秋先生所著《类书简说》。《类书简说》是一本只有4万字的小册子，但专家所撰写，内容丰富。这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历年来，我陆续购买了《初学记》、《艺文类聚》、《渊鉴类涵》、《广群芳谱》、《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骈字类编》等多种类书，现在我手头保存的还有《佩文韵府》及敦煌遗书中的“古类书语对”等其他此类文献。

   我对同学们说，虽然电子文献越来越普遍，使用也方便，但到目前为止，类书等传统工具书还是不可替代的。

   我撰写论文中使用类书的第一个例子是《册府元龟》。《册府元龟》内容主要采撷自文史经典，所以一般被认为文献价值不够大，但也不尽然。陈奇遒先生《吕氏春秋校释》引《尚书大传》“三象重释而献白雉”，断定《周颂》中的“三象”为三头大象。我在撰写《论<周颂>三象》时，指出“三象重译”的“象”当为《周礼·大行人》之“象胥”即古代的翻译官，我在论文中写道，《册府元龟》所引，正作“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我最终判定“三象”的“象”是“法象”之意，从而解决了《周颂》研究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所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古代舞赋的检索。我在写作《<巾舞歌辞>校释》一文时，使用《初学记》、《艺文类聚》等，检索到张衡《舞赋》等资料，从而比较成功地解说了《巾舞歌辞》中所记录的舞蹈动作，比先师杨公骥先生更完整地描述了《公莫舞》这个著名的古代舞剧的舞容。

   第三个例子是敦煌遗书中的“古类书语对”的使用。我在撰写《“扶轮”考》一文时，使用了这件出土文献。将其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解决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看似不通的“扶轮”一语的使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辞语的考证，我发现《赵氏孤儿》本事的来源不能简单地断为出自《左传》或《史记》等史书，更直接的创作素材是采自历代小说话本与其他表演艺术。这一结论不止对《赵氏孤儿》，而且对于元杂剧乃至其他古代戏剧中“历史剧”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复旦学报》“中国文学演变与实证研究”栏目在发表该文时，前有“主持人的话”，说：“本专栏这次发表的姚小鸥教授之作，虽是一篇短文，但所考内容既有益于对古籍中一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考证本身又扎实可信，今后如有这类文章，本栏也十分欢迎。”

   其实，我在撰写《成相杂辞考》一文时，也使用过类书中的资料。那篇文章曾带给我巨大的学术声誉，不过时间有限，讲课时我只提了一句，没有展开叙述。

   我所藏类书虽是所谓大路货，但几乎都有一个值得记忆的故事。比如购买《册府元龟》，就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当时正值我十分困难的时期，这部书定价一百八十元，现在看来不贵，但当时是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虽然只是有效地使用过这一次，却令我永世难忘。

说明：这篇博文周五晚上开始写，历时三天，今天才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