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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创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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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1-02-22） 原文链接：http://www.ceh.com.cn:8080/epaper/ceh/20110222/B01/B01_49.htm |
北京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已经成为首都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图为北京金融街缓慢前行的车流
借科学网宝地来问一个问题：今天在查找自己的发表物时，突然在数据库中查到了这篇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中国经济导报》投稿过，内容看样子也被导报的人修改过……但本篇文章获得“第六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还将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期刊上以获奖论文的形式发表。怕引起一稿多投的嫌疑，但又顾及到对方的后台是发改委，料想导报唯一获得文章的途径就是会议的论文集（2010年12月）……该怎么和导报进行交涉呢？
内容提示：
从每一类甚至每一个创新城市的发展中，都能找到各自的“最佳实践”和特色。然而从多重资本生产和分配的视角来看，所有的创新型城市都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互动和流转，才成功地步入了创新型城市的行列。至于资本的分配方面（特别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配），则更多体现在城市其他职能的发挥当中。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市是一个整体，创新只是城市诸多职能之一。由此，即便是在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性话语的今天，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也应从一个更加综合的角度去看待。
当前，城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像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等核心城市的GDP分别占到了英国、瑞典和日本GDP的30%以上，其专利申请量也占到其本国全国的80%以上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无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涌现出新理念、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中心（innovationhubs）。也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将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维系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关键性举措。
我国自2006年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将创新型城市建设列为向创新型国家迈进的重要途径以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然而由于定义和指标本身的复杂性，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却成为摆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城市中的创新：指标“失真”带来的启示
从国际上的研究来看，对创新型城市的界定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创新型城市是指不但创新意识成为市民思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城市能够将创新的想法付诸实践，进而将其成果不断传播，形成一个可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狭义上的创新型城市则是指通过对城市的技术或制度等方面创新，提升城市竞争力。
为了表述对创新型城市的认识，国际学术界还开发出了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指标体系来对城市的创新绩效和能力进行度量。例如，英国智库罗伯特·哈金斯协会（Robert Huggins Associates）就较早提出了以城市为单位的指标体系——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体系（The 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该体系包括人力资源要素、金融资本要素、知识资本要素、地区经济产出、知识可持续性发展在内的 5大类19个量表。而我国现有的创新型城市方面的研究则出于树立政策学习标杆的考虑，同样集中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即评价）方面。指标也涵盖了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创新环境、创新产出，以及知识创新能力、城市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的支撑能力等诸多方面。
但是，在笔者看来，过分地关注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新经济地理学、新增长理论以及新创新经济学三个子学科基础上，三者又同时将技术所引导的区域经济发展当成是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也就导致了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创新，却忽略了支撑创新的城市中所可能出现的，特别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所建构出来的创新惯性所引发出的诸如财富过分集聚、贫富差距过大、拥挤和污染严重，以及排外性和包容性等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些潜在的隐患往往会制约城市创新职能的进一步发挥。此外，正如一张地图无法告诉我们地图以外的任何信息一样，指标化的脱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城市创新绩效发挥的真正动力机制。比如大都市地区专利的高产出，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专利申请办公室的司令部往往选址在大城市有关；又如从失业人口的指标来看，巴黎、米兰、东京和维也纳在1999~2002年间的情况甚至比其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差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指标化研究的“失真”。
由此，笔者认为，单纯地从创新的绩效出发是将“创新”和“城市”割裂开来，很容易以牺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为代价而将创新型城市建设引入误区。所以，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应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去审视城市中的创新，特别是帮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问题。
空间和认同：追问创新所在的城市
笔者认为，既然经济是广泛的嵌入在社会当中的，那么就应该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互动的视角去弥合“创新”和“城市”之间的鸿沟。因此，“创新型城市”应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量。
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型城市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既是世界各国对于社会文明程度水准的认同，更代表了人类对于通过创新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愿望。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城市是距离消失、多重利益的可见符号。城市的形成无外乎城市内外边界的建构和城市与公民的身份认同两方面内容：
——城市本身就是对于社会空间的不断建构。城市起源于对空间的分工，因此也往往相比于乡村和边缘区域有着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商业资本密集程度，这也意味着更为频繁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基于空间的经济与社会的频繁互动导致了新的城市化的出现。对于城市而言，每个时代也都产生出自己的空间。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为创新所必须的资本在城市的迅速聚集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窗口。
空间不仅仅是营造环境，也是生产力和消费的对象。比如，昔日城市的空间出于“创新的需要”，被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扩建所占据，随之而来的则是公园、绿地的减少；又如，当城市被冠以创新之名时，科技工业园、高新区的兴起却意味着城市中其他行动者的被区隔化和退让，而后者只能被“封闭”在特定空间区域，从事着极为传统的职业，忍受着低组织性、非一体化和与主流社会脱离的恶性循环。然而当这一切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打破对于现有空间建构的张力就会表现为阻碍城市创新职能发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已然被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城市空间极化和犯罪，污染和拥堵成本，无法满足发展要求的低质量基础设施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因此在创新型城市这一话语已经让空间分配的天平发生偏向之时，如何通过引入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让这场博弈能够形成有效磋商就显得至关重要。
——建构的终结以对城市本身和公民身份的认同为标志。其实早在城市社会学早期的著作中，沃斯(Wirth,1938)就提出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一重要论断。按照他的理解，城市是“由具有城市异质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较大规模的、较高密度的永久的聚落”。由于背景不同，类型各异的行动者往往强调视觉上的认同和象征主义，因而居住区域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换言之，行动者在城市中行动的稳定化也正是其对城市本身认同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又超越了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与城市认同所共生的法定或是事实的公民身份，也最终以语言、器物和制度或是价值观等形式保留下来。也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城市保持了开放和吸引的强烈特征。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前文所提到的鼓励创造性的创新氛围也是城市和公民认同的一种体现。
总之，笔者就认为，创新型城市不是“创新”和“城市”的简单叠加，而是蕴含了空间和认同的生产以及分配（即建构）的复杂过程。
构建理论框架：关注多重资本的生产与分配
厘清创新所在的城市空间与认同建构的本质，就为理解什么是创新型城市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为了形成对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更好解释，特别是由于空间难于直接和创新绩效形成联系，而认同又难于识别和度量，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时看到创新型城市的成功原因和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风险的理论框架。
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果按照传统的行为、社会、经济、政治和空间（地理）等维度去划分，城市的形象是丰满但却是过于复杂。由此，笔者认为，可以把资本概念纳入考量体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
资本的划分依赖于其起作用的场域。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其资本的构成一般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城市的各项职能能够正常发挥和运转的必要动力，也是城市由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的必经之路。在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当中，经济资本的获得一般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政府信用，比如公债和贷款等形式实现的。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成为了城市，特别是后发国家城市迅速获得经济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资本。由于知识本身可以划分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知识资本一般以技术的具体形式，如产品、文本和专利等和人才的存量和流量予以体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条款等规定的限制，以及地方移民政策的松紧程度的影响，知识资本本身的流动性往往是有限的。因此如何保证城市的知识资本存量，通常体现为留住人才和提升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由人际网络所联结起来的，用以增强对城市认同感的一种精神资源。对于发达国家城市而言，城市本身往往就意味着高收入、高就业等良好的愿景，从而使城市成为吸收经济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要增长极，其社会资本的形成体现为一种融入。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一开始往往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但通过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网，却能够保证落后城市和发达城市之间的知识和人才的传递，其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联合。东方社会重人际网络的特点，更是决定了社会资本将会在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化资本。即当对于城市本身和公民身份的认同已经达到了制度或者价值观的层面时，有着个人倾向的社会资本就转化成了文化资本，并进一步体现为城市的“铭牌”。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
笔者认为，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循环流转构成了创新型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资本的生产却不是创新型城市意义的全部。要使得创新的职能和城市其他职能的发挥有着某种持续性，资本的合理分配也是离不开的。由于指标化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当中，往往已经加入了经济和知识资本考量的因素，因此本文更加强调的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配。
创新作为当下最流行话语的本质造成了城市中创新相关的行动者在资本分配方面的先天优势。也就是说，在城市时间和空间的建构中，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的形成中，会更多体现这些人的意志。城市本身的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冲击，对于创新成果的极有限享有（甚至接入）和为诸如污染和拥堵等巨大外部成本埋单的不满，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等等，都会在或远或近的时间内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对此创新本身是无法从自身得到答案的——因为在经济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政府往往还能发挥“第一推动”的作用；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却只能依赖市场或者说非政府的力量，甚至在很多时候政府的“善意”反而会适得其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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