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如律令：绩效工资制度改革能够怎样计算“工分”

 

中国大学，一直是按照课时，对教学工作量予以承认。貌似合理，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是中国大学里，教学和科研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

 

年薪制和课时津贴制的背后：国内领袖科学家不上本科生课程的内在原因

 

做了仔细分析。最浅显的现象是，教学按课时计酬后，顶级科学家们只要不去拿那个课时津贴，就可以不上那些课程了，把那些课程留给别人挣“工分”去了。

 

现在绩效工资改革，将会在大学里展开。那在教学这块，怎么实行绩效工资呢，想必，其方向是要进一步深化这种课时津贴计算方法，把算法弄得更复杂些。

 

譬如，前几天跟几位名校的前系主任们座谈，其中一位讲到，他们系的做法（他当任时），是把基础课程按1.2倍的系数计算工作量的。绩效改革的目标，当是在更多的课程上放大这个倍数，能放大到多少呢，我系当前的最高课时津贴（名师基础课程）和普通课时津贴的比值是6，恐怕将来会是这个数量级吧。

 

那个名校数学系基础课程的1.2倍系数，这个多出来的0.2倍工作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位老师没有详谈。我感觉还是很合理的，确实是符合基础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我现在按照自己的思路给出这个1.2倍的算法来源。

 

数学系两大基础系列课程，都是要配备相同课时的习题课的，一般由年轻教师承担，主课老师是要不时前去观摩和指导的。譬如习题课每周2次，主课老师平均每周去听一次来算，这样就算出0.5倍，但是为了教师的时间调度宽裕一些，不要求他每周都去，而是要求他在80%的周数去听一次习题课，这样算下来就是0.4倍，因为仅是听课，不需要备课，所以砍一半工作量，出来最终的0.2倍。

 

按这样的算法，是无论如何出不来6倍这个值的。未来的绩效工资，将会在什么地方做文章，搞出6倍这样的数值来，不讲理的做法，当然我们管不着，这里，我们仅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可能还有点道理的做法，譬如前述名校基础课程的1.2倍加权绩效。

 

话说回来，0.2倍，算法依据是我那样想出来的，至于实际情况，这位主课老师是不是真去听了习题课80%的周数，那就因人而异了，这种非硬性要求，是很难真正严格化的，因为习题课堂没有这位主课老师，总是能完成的。这种逻辑缺陷，后文再述，这里先不管它（因为直到现在还问题不大，毕竟实施面不大，仅是两大基础课程和多年检验下来的优秀主课教师，其实即使这样也不应该，它导致基础课程，长期由这些老师承担，这些老师实际上是用基础课程的高准入门槛，挡住了其他教师的进入，如果把这些系数定低点，或者干脆1.0，想必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当然，这种思路不符合传统思维，传统思维是，就是要把基础课程的地位和讲法，弄得特殊化，谁叫我们中国人普遍认同“打基础”这一概念呢，但是，真正的基础不是这样打的，这是另外的话题，此文不引申）。

 

那么在当前开始的绩效工资改革中，如何深化这种绩效加权算法呢，第一种是，不同课程给予不同加权值（潜在意思是，他们的重要度不同）。这种做法，很容易被人看出缺陷，也难以普及。倒底什么课程更重要呢，这种架打起来是没完没了的。我在计算基础课程的1.2倍时，就不是按基础课程重要度（这种观念深入到中国大学师生的潜意识中），给予的这多出来的0.2，而是按照基础课程主课老师应有的工作方式给出的。

 

那么看上去更加合理点的第二种绩效加权算法就是，根据教师的工作方式给出不同的加权值（不妨称为绩效），在数学系，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定：

 

基础绩效=若不配习题课绩效为1.0，若配习题课（另外的年轻教师承担），绩效为1.2.

 

即，后者意味着该老师也要去听听习题课，次数大概等于80%的教学周数。

 

答疑绩效=采取办公室答疑方式绩效为1.0，若采取答疑研讲方式，绩效为1.2.

 

即，后者意味着该教师要推动起、组织起学生的答疑研讲班（答疑时找个教室，博士生助教主持，学生上台研讲，与习题课不同的是，这种研讲班是不计入学生学分的），该教师要经常去听，次数大概等于80%的教学周数。

 

考试绩效=若平时考试最多只有一次期中考试绩效为1.0，若平均每2周，即有一次测验考试，老师负责测验成绩评定，则绩效为1.2.

 

最后这种考试加效办法，貌似中学做法，我很不喜欢。但即使是国外大学，在基础课上这样搞的也很多，感觉比中国大学做的范围和频率还大。所以，也确实有不少中外老师，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定效果，应将这种方式也计入绩效算法。

 

此三项工作方式，可由教师自行选定组合，并且不跟课程的重要度挂钩。

 

总绩效=基础绩效×答疑绩效×考试绩效，

 

所以，最大可能的总绩效数=（1.2）^3=1.728，总绩效用乘法的原因是，这样算出值大一点，用加法算出的总绩效最大可能会是1.6，这样，如果一个绩效点有1万元的话，两者能相差1280元，也不少了。当然，如果将绩效中的1.2倍增大的话，乘法和加法产生出的区别还会更大，如取1.5倍，得到的总绩效是3.3倍多，若再取高点，但别高到2，取1.8吧，总绩效为5.8倍多，接近于能够凑出6倍这个数了。

 

不过，把0.2倍提升到0.8倍，显然是没有任何工作量计算基础的，你不可能说，这位老师的那三种加效工作方式，倍数应该达到这么高，因为毕竟他只多花了那些40%时间（又因为不用备课，相对于正式上课算一半的工作量）。这个绩效值不可能再高了，即使如此，已经意味着该老师，在教学投入上，要花出

1.0+0.4+0.4+0.4=2.2倍

的教学时间，很高的投入了。若是将倍数算成0.8倍，则按照上面的法理，这位老师的教学时间投入，将是

1.0+1.6+1.6+1.6=5.8倍

按照普通课程周学时数4来计算，那他的真实教学时间应该为每周23.2小时（不计算备课时间），每周的总共工作时间，也只不过是40小时而已。

 

没有一个老师，是会按照这种时间5.8倍来上那门课程的，能按2.2倍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好老师了。

 

此处，绩效加权值，都是按照第二种算法中教师的工作量，而没有按照第一种算法中课程的重要度（备课难度）。原因是，除不要因此引起课程方向间的争执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大学教师，基本上全都是博士，他们应该有能力讲授大学数学系的大多数课程，不应该出现，基础课程，或某些课程需要这些博士/高阶学者们花太多时间备课的情况（写书除外），必要的备课时间是应该的，但是，若花的太多，说明这位教师正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自己补补课，而不能说，因为我备课时间多，所以你应该多给我钱。

 

那么，按上述工作方式，计算绩效，每种工作方式的最大绩效是1.2，三种方式可以组合，总绩效按乘法效应计算，也不过是1.728倍，法理上是不能再高了。

 

上述算法，都还算是建立在比较合理的工作量假设上。但即使如此，经过思考，我感觉这种算法，在实际应用中，会产生太多的问题。

 

首先，工作方式这种东西，不是硬性的，老师们在申请工作量时，完全可以按最高绩效方式来申请，至于拿了钱后做不做，那就不知道了。

 

以前，那种1.2倍的绩效，是应用于两大基础课程教师的，应用面小，教师们也经受过长期考验，所以实施起来，问题并不会太大。但若将这种绩效的思路，施行于全体教师，施行面一大，大到全体，必然会产生问题。

 

另外，在施行这种绩效时，我们一定是要靠学生来监督这些老师的绩效工作方式的。所以，我们必然会通知学生们，该课程，是采用何种的绩效工作方式。这样一来，绩效工作方式多的课程，本来是应该对学生更有益，却有可能因此遭到当前大多数大学生的弃选，使得那些老师因为选多了/选错了工作方式，而流失学生数目，甚至开不起课来。一个非常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教师按高额绩效方式申请课程，但是形成潜规则，让学生知道，我并不要真的那样去搞，大家皆大欢喜，但却会让大学这个象牙塔，进一步染黑。

 

那用学生考试成绩，来确定教师绩效又如何呢？呵呵，那样做，必然需要教考分离，如此大的工作量，是不可能在现行系统完成的。如果不实行教考分离，考试的卷子由老师出，考试的成绩跟老师的工资挂钩，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这种缺陷，普通智力的人即可发现，何况建言、设计政策的大学老师乎。

 

这些，都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内在逻辑缺陷，通过这几天的思考，我才明白，当年公社大队，使用工分制计算劳动报酬时，为什么会产生大面积的贫困现象。当年的工分制，跟绩效工资改革的思路很像，就是想搞个什么办法，把（工作方式的）绩效算出来，用于工资发放。

 

大学现在的课时津贴，就如计工分，但还好点，因为绝大多数课程的单位课时津贴是相同的，尚未加权化。而当初公社大队的工分，是要在劳动时间上进一步加权的，不仅男人、女人之间要区分加权值，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也要区分加权值。

 

结果，民不聊生，仅因为这样一种小小的计算方法。

 

现在，大学是一个比农村复杂的多的机体，若仍沿用类似思路，譬如我上述猜测自造的那种绩效工分计算方法，已经貌似合理不少了，但真若执行，想必危害绝对更大于当年的公社计“工分”。

 

有很多好的想法，却不一定在真实中可行。绩效工资制在大学，即是如此，不是因为它的原始思想不好，而是因为，它的实现程序，会产生逻辑错误，产生逻辑错误的危害，从文革公社制度可见一斑。

 

国外实行的年薪制，不考虑教学绩效，实行教师教学工作量基本平均一致的做法，是其逻辑基础。这个办法，不管怎样，起码不产生逻辑矛盾，而且非常简单，有时候简单就是力量。

 

中国大学的课时津贴，以前就算是一种粗浅的绩效工资制，现在国家推进绩效改革，想必会让其算法更加深化。我已经通过自己上例中的构造，说明起码我的那种非常貌似合理的算法，按工作方式计算绩效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么，是不是有人，能构造出另一种绩效算法，行得通，不会出现逻辑错误。

 

我怀疑这种算法的存在性，因为任何一种课时计算绩效算法，无外乎就是

课时数×绩效权值

按课时数计算绩效工资，就已经产生了我上文所说的恶果，加深了教学和科研脱节的倾向。现在再来个绩效权值，不管是何种算法，无理的不讲了，有理的，我上面提供了一种，看来都不可能对我们的教学，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相反，倒有可能像当年的公社大队计工分一样，对中华民族产生莫大的危害。

 

急急如律令，真不希望它像前篇长篇博文论述的“高薪化政策”那样，成为必然来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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