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

有人说因台湾岛形似番薯，故台湾人喜称自己是番薯人。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就将自己早年生活的自述叫做《番薯人的故事》。不过也有人说，“番薯人”是数百年前移民到台湾的汉人对自己的戏称。数百年前，以当时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对于大多数移民到台湾的汉人来说，也许并不知道台湾岛形似番薯，何以自称“番薯人”呢？这可能与他们的食物有关。这种食物就是番薯。

番薯之所以称“番”是因为它是舶来品。番，意思相当于英文的foreign.番薯的老家在美洲，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是它的出生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于1492年带回欧洲第一批番薯，并把它献给了西班牙女王，16世纪中期后番薯在西班牙广泛种植，后来西班牙水手又把它也带到了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至亚洲各地。

番薯传入中国，并非一时一地，但大致时间都是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地点则是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此前闽粤先民对于薯芋类等块根作物并不陌生。他们在栽培谷物之前，甚至就已经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栽培块根块茎类作物。即便是在种植谷物之后的几千年，薯芋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的食物来源。曾经流放到海南岛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提到当地所产稻米“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他过有一首诗提到“红薯与紫芋”。不过这种首诗也引起了一些误会，因为番薯在引进中国之后，有些地方也称为“红薯”，因此，有学者认为苏东坡吃的就是番薯。把番薯引种到中国的年代一下了往前推了几百年，实际上苏轼所说的红薯和紫芋等，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薯蓣科，而引进的番薯属旋花科。宋代没有旋花科的番薯是肯定的。

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讲述番薯在中国的引种，故事的主人翁分别是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和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他们分别在今越南（古称安南和交趾）、吕宋（今属菲律宾）等地经商行医，在当地接触到这种植物，发现了这种植物的价值，而当时这些国家都严禁薯种传入中国，于是他们设法取得了薯种，并带到了中国。从此番薯在中国扎下了根。

细数番薯在中国的推广，陈振龙及其子孙功不可没。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陈氏子孙拿着祖先传下来的薯藤和推广招贴等，行走于大江南北，黄河内外，把番薯从家乡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的空地，种到了京师齐化门外（今北京朝阳门外）。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地方官员和有识之士的支持。福建巡抚金学曾就专门写了《海外新传八则》，下令全省推广。也因此番薯又被称为“金薯”。1608年，在家乡上海松江为父守孝的徐光启曾讬友人自福建莆田“三致其种”，试种成功，并作《甘薯疏》，力陈番薯的优点，介绍藏种和栽培方法。1749年，山东布政使李渭亲自撰写《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1768年，陈世元将推广番薯过程中形成的文本文件结集，编成《金薯传习录》一书。

番薯推广的成功，除了陈氏祖孙的努力和有识之士的支持之外，也与番薯自身的特点有关。徐光启将番薯的优点归纳“十三胜”，指出它具有高产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充笾实、可以酿酒、可以久藏、可作饼饵、生熟可食、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优点。这些优点适应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的需要，是这一作物得以广泛种植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大陆的甘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首位。全世界年种植2.2亿亩，中国种植1.7亿亩，面积和产量都占世界七成以上。广泛的栽培也在番薯的称呼上得到反映。番薯又名甘薯、山芋、朱薯、红山药、番薯蓣、金薯、番茹、红薯、白薯、土瓜、红苕、地瓜等。

台湾是最早引种番薯的地区之一，它可能是由福建、广东的汉人带入的，也可能是台湾的原住民直接从海外引种的。1603年，陈第撰写的《东番记》首次提到了台湾番薯。1661年郑成功大军攻台时，就曾因粮食不足而向民间征集番薯，充作军粮，可见番薯早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1757年，陈云将番薯种到了京师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外，从此在北京的小吃中又多了一道风物——烤白薯，卖薯者推着经过改装的平板车或三轮车，支着一只大圆桶，穿行在大街小巷，是旧时北京秋冬一景。“唉，烤白薯，热乎”的叫卖声，伴随着香气，飘满街巷，勾引着行人的食欲。

1946年，吃着烤白薯长大的番薯人十五岁的张光直，从北京去了台湾。约一个花甲之后，北京市面上卖烤白薯的小贩日见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店铺销售的“地瓜坊”，店面上写着醒目的招牌——来自台湾的美味。番薯人将“烤地瓜”卖到了北京，让人不得不感慨，番薯藤牵着的时空转换。

原载《科学月刊》，2009年9月號第4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