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

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着地力衰竭的困扰。在西方，罗马时期一些管理较好的奴隶制大地产(Latifundium)确曾施用过肥料来提高生产，但进入中世纪以后却只采用休闲或放牧方式来恢复地力。11世纪之后施肥在部分庄园得到恢复，但是到了l8世纪以后才较为普遍。

与地力衰竭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如何处理自身生活所形成的垃圾和废弃物？垃圾和废弃物是和人类的生活与生俱来的，它和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最初起源地便是人类生活的垃圾堆，或者说农业的发明受到了垃圾堆的启发。这便是农业起源的垃圾堆假说。

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自身生活所形成的垃圾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垃圾成为人类生活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城市和近代工业发展，人口的聚集，积存的垃圾和人粪尿也随之加多，在未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之前，必将成为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1909年，英国传教士麦高温（ John MacGowan，1835-1922）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一书中写道：“粪便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造成环境污染，二是带来了处理粪便所需的财政开支，这两个问题都是致命的，以致要设计出一种复杂而完美的机器来对粪便进行收集。”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力衰竭和由于废弃物及垃圾粪便等所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对垃圾粪便的成功处理和利用有关。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说过：“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但“在小规模的园艺式农业中，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节约”。

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科勃尔德（Robert Henry Cobbold 1820-1893）在186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人的自画像》（Pictures of the Chinese drawn by themselves）的书中写道：“我们知道，中国的城镇那时还没有地下排水道……拾粪的人用大桶把这些秽物挑到……农村，卖给农民……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浇这种肥料。稻田在早春灌水后，田里的遗物便用来肥沃并改良土壤，肥料也用农具深埋进地里。水牛和马很少……总的说来几乎没有长效肥料，所有生长期较短的蔬菜和农作物，如卷心菜，大豆，黄瓜，甜瓜，玉米，粟及其他上等花卉，都用这种液体肥来浇灌。所用的工具也不过是固定在木棍一端的一个圆勺。粪水从作物的顶端浇下，然后慢慢流到根部。蔬菜上市几周前停止浇粪；这是必要的常识。不过，即便知道这事，外国人也几乎很难把此事与中国人餐桌上的绿色蔬菜联系起来。众所周知，过量地使用粪肥会使蔬菜有一股浓重的异味，中国人药园里种的东西亦是如此。”由此他想到了英国，想到英国农业由于不能够很好的利用生活垃圾和粪便所引发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卫生问题。他说“整个话题或许会引起英国农业家的注意。……的确，我们并不能采纳中国人最原始的方式；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来存放住房及马厩所排污物的用石头或水泥砌的池子也应该统一规划在每座完整的建筑中。据估计，伦敦城每年流人泰晤士河的东西价值高达100万英磅……这每年100万的投资不但未改良土地，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危害，至少危及到数千名被迫吸人有毒气体的人的生命。中国人对他们这种原始、简单、有效但不雅观的处理有害物质的方式还应该感到自豪。”

汉字中，粪的本义是废弃物，但人们似乎很早就利用这种废弃物充当肥料来维持并增进地力。战国时期，形成“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篇》)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于人们把个人的内心修养，也称之为“粪心”。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扩大肥料的来源。宋人朱熹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者。

粪车是农民拣拾粪便的一种工具。《王祯农书》载：“凡农圃之家欲要计置粪壤，须用一人一牛或驴，驾双轮小车一辆，诸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施之种艺，稼穑倍收，桑果愈茂，岁有增羡，此肥稼之计也。”

城市生活垃圾和粪便也成为强手货，源源不断地送往农村。在南宋的首都杭州，垃圾粪土成了一桩可以买卖的杂货之一。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居民家里的泔浆，每天都会有人过来讨要。杭州城里人口众多，小户人家，大多没有茅坑厕所，只用马桶，每天都会有出粪人过来到，这行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倾脚头”，每个“倾脚头”都有自己的主顾，不会互相争抢；发生争强时，粪主必然和他发生争执，甚至不惜大打官司，直到胜诉，才肯罢休。杭州附近的“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遣。” 粪肥交易日益庞大起来，甚至有了专门从事收购城市粪便卖给乡下当肥料的行业“壅业”。嘉庆时期，苏州城曾出现“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的景象。在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中就有“大粪厂”这样的一个行当。齐如山在《北京三百六十行》中对这一行是这样记载的：“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事虽简单，而行道极大，行规也很严，某厂收取某胡同之粪，各有道路，不得侵越。如不欲接作时，可将该道路卖出，亦曰出倒。接作者须花钱若干，方能买得收取权，如今尚仍如此。”

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买卖粪便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又作 Galiote Pereira，a 16th-century Portuguese soldier of fortune.）在他的著作《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1553-1563》提到：“这儿的人粪也值钱，我们以为那是由于缺少牲畜的缘故，其实不然，因为全中国都在利用这种东西。男子们在街上捡粪，如果对方愿意，就用蔬菜或柴作交换购粪。从保持城市良好卫生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城市极其干净，因为没有这些脏东西。”

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 1520 – 1570）所著《中国情况介绍》提到中国的人粪的利用情况：“当地东西，不论是什么，再不值钱，也不扔掉。……甚至人粪也得到利用，需要用钱购买，或用蔬菜交换，并且要上门掏粪。他们要付钱或付相等价值的东西，对方才允许他们打扫厕所，当他们背着粪把它从城里带走时，一路上气味难闻。为了减少臭味，他们把粪桶的外面打扫得很干净。再说，虽然粪桶没有盖子，但当地和城里是被打扫干净了。有些城市里用有盖的桶装粪，以免臭味外逸。这些粪用来浇菜园，他们说施了这种粪以后，眼见着蔬菜往上长。他们把粪和土混在一起，放在太阳底下发酵，就这样利用人粪。”

1580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 1510-1583)的《游记》(Peregrinação)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看到“有许多人在买卖人粪。在他们眼中，人粪并非那么坏的一种商品，所以许多有声望的富商亦参与其中。人粪适合于浇在再次进入休耕期的秧苗地上，因为他们认为它比通常使用的粪肥更好。欲购者走在街上，边走边敲击一块木板，其状犹如沿街乞讨。他们以此方式表明自己欲购何物，因为他们也承认所购之物的名称十分不雅，在大街上高声叫卖委实不妥。这种交易如此兴隆，以至有时在某个海港会看到有二三百条船入港装粪，犹如中国海港的轮船装运食盐。根据各地的需求，往往还要市场监察府进行分配才行。对于秧苗来说，人粪是上等肥料，中国的这一地区庄稼一年三熟，需要充足的肥料。”

1793年，来华的著名英国马嘎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团员之一的斯丹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在他的访华见闻录里吃惊地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

1835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写道：“几乎适于垦植的土地都得到充分的利用，贫瘠的土地就上粪以提高产量。几乎每位在田间相遇的人都提着一只篮子，拿着粪耙子沿途拾粪，然后提回来，倒在村口的粪堆上发酵备用。”

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 1848-1911)在《四千年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也注意到：“中国人总是沿着乡间小路或者公路收寻动物的粪便，当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时，也经常看到有人迅速地将地上的粪便捡起，然后将它们小心地埋在地下，尽量避免因为透水以及发酵而造成的养分损失”。

一百多年前，俄国驻华外交官马克戈万写道：“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在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栽种出好庄稼来，十分关键的就是施用了人粪。……可以说没有粪便作肥料，就没有中国农民的粮食大丰收，也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可见人的粪便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该有多么重要。”

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还写道：“什么东西最好、同时又是最经济实用的呢?这是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讨论的问题，这种东西就是粪便，古人们认为它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好东西。后代们也赞同祖先的观点，所以，直至今天粪便仍然是农民所用的肥料中最好的，因为它既物美又价廉。没有粪便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一点是无南置疑的，在贫困地区，土地相对贫瘠和低产，如果没有粪便，许多地方就会荒芜；许多家庭培养出了优秀的儿子，他们成了这个帝国的卓越人士，如果没有粪便，这些伟大人物也可能就被埋没了。”

麦高温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城市中粪便交易的情况：“在城市里，有相当数量的贫苦人是靠捡拾粪便维生的。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城市的卫生问题。他们将这件重要的事务交由民间去做，处理污物这个行业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这对那些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的私人企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上，拥有足够资本的人都会向这个行业投资，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很赚钱的行当。他们在大街、除此之外，每天早晨还有人专门走街串户地去收购粪便。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种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粪便交易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的。居民们也能够容忍那时时传人耳鼓的讨价声。随后，他们将收购来的粪便转运到一个中心厕所贮存起来，再定期将其运走。农民们每月从郊区驾船进城一次，他们在方便的地方停泊，再将粪便运到庄稼地里。这项工作是在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进行的，街上人群拥挤，买卖也进行得热火朝天。那些收粪人带着敞开盖子的便捅在窄窄的街道上乱窜，仿佛这街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这些人吮喝的声音整条街都听得见，他们还威胁说如果谁要不躲开就把他撞倒。这样的威胁很有效，拥挤的人群很快就散开了，人们一声不吭地站在街两旁，目视着这帮收粪人快速地从自己身边跑过。就内地城市而言，农民或者是他们的妻儿每天都要进城将粪便运回到地里。有一座我十分熟悉的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天，我正在城郊散步，迎面走来一长队妇女，其中有几位还相当年轻。她们看起来十分轻松快活，而且身体强壮，精神饱满，一路上都撤下了她们的欢声笑语。见到这样多的妇女都露出欢快的笑脸，实在是太让我舒心了。她们就像是一群轻轻松松出来度假的女学生。每位妇女的左肩上都挑着两只捅，里面装着从城里购得的粪便。这些人看上去都是些农家女，她们与自己的丈夫或父亲一样对农活了如指拿。事实上，我在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她们的丈夫都想法子出去挣钱了，而将地里的庄稼活留给她们去照管。面对如此沉重的农活，她们并不觉得苦恼。她的精神产生什么打击，也不能禁锢那出自内心的笑语。”

粪便并不是唯一的肥料，“虽然粪便是农村中广泛使用的肥料，但除此之外，豆饼和骨头，因其肥效良好及价格低廉，也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两种肥料。”实际上，中国农民使用的肥料多种多样，麦高温的同乡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1845-1926)在四川时就看到“猪圈通常与茅厕盖在一起，外表很不错，内部却也刷得很好，这是本地肥料的唯一来源。” “早饭后，村里的男人们开始挑一种液体肥料。这种肥料与固体肥料一样与农业收成至关重要，农民们买两桶这样的肥料要花四分之一个银元。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肥料发出的气味，转身进屋。” “9月22日……乡间到处都在烧火，农民们把土和干草混合在一起让火慢慢地烘干。”

广辟肥源，多粪肥田是培养并增进地力，保持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种积肥、造肥的方法，其中包括苗粪（绿肥）、草粪（野生绿肥）、火粪（焦泥灰）、泥粪（塘泥）之类。绿肥的主要种类有紫云英、苕子、黄花苜蓿、肥田萝卜、各种豆科作物、浮萍、水浮莲等。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成就。美国农学家金(F．H．King)经过调查，认为中国所取得的“非凡的农业实践成就”，都可归因于普遍地保存和利用人类通常遗弃的一切垃圾和废物。

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W．Wagner)根据他自己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丝毫没有疑义，在中国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家园中极小心地收集一切废料残渣，并收买城市中的肥料，又不辞劳苦去收集使用一切发臭的资料，在一千年和一千年以前，他们的先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具有肥料的力量”。

中国人的实践具有永恒的魅力，中国传统的堆肥（草塘泥）、绿萍等技术，曾经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第三世界推荐。这是对中国传统肥料技术的肯定。尤其是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利用，更加值得学习。这不仅扩大了肥料的来源，也解决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变废为宝，实现了城乡的良性循环。法国人昂布鲁瓦兹·郎迪（Anbroise Landi）认为使用粪肥、变废为宝是中国人的生态革命，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精明，他们根据传统的习惯和义务，推行着实用生态学的原则之一，使一切增值，同时使一切再循环。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粪便作肥料，就没有中国的粮食大丰收，从而也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某种方面来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2年第1期（总第93辑），第144-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