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农业史》序

曾雄生 

吴教授建新兄《岭南农业史》杀青，嘱我审阅并作序。我本以“不敢当”推辞，又觉盛情难却。细想起我与建新兄的交往，差不多和我们从事农史的时间一样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条由江西赣州通往广东南雄的梅岭古道，这是历史上中国北方通往岭南的必经之地。当时京九铁路尚未开通，而我也未能通过这条古道进入岭南，但内心充满对岭南这片热土的向往。1983年，我大学毕业报考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未能如愿，也就错过了与建新兄成为同门的机缘。1985年，当我考取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时，他已从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毕业，并留校工作，从事广东农业史的研究。

1990年6月，中国农学会农史学会在河北保定召开了首届中青年农史工作者论文报告会。会上评出优秀论文十篇。 我和建新兄一同入围。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心心相印。这期间，我也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建新兄曾调离华南农业大学，暂时离开了专职从事农史研究的岗位，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他与农史研究的缘分也从未中断。于是在2003年初，当机会重新来临之时，他又回到了华南农业大学，重操旧业，且经过几年的思考和积淀，迅速表现出大家归来的气象。

建新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史，内容涉及农垦（粮食）政策、土地利用、农田水利、粮食生产、园林畜牧、海产养殖、历史人物、农业文献、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还将触角延伸到自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农业史研究更见功力。注重环境因素是建新兄农史研究的特色。这其实也好理解，与农业的两大特征——地域性和季节性相关的就是环境，而最近一二十年的学术发展已使环境史学俨然成为一代“显学”。岭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的环境区域。岭南农业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从环境史出发，建新兄考察了历史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包括沙田、基塘、陂塘）、作物、肥料、农业类型等和山区、平原及三角洲等特殊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压力下的技术选择。同时，他也将视野从自然环境延伸到社会生态，考察华侨与近代广东农垦事业，公民意识与近代广东水学与治水体系的发端，蚝壳带的农田保护，蔗糖业所反映的广东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以及家族、村社与农业改良等。发表了数十篇在学界有影响的论文，并先后出版了《民国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邓植仪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这一系列的工作不仅拓展了农业史的研究领域，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2月，建新兄办理了退休手续。9月，积三十年之功的《岭南农业史》也宣告完成。

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由于在五岭之外，又称岭外或岭表。岭南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南部，北回归线横穿其中部，具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历史方又称为“炎方”。和中国的华北、江南一样，岭南农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岭南也可能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岭南农业在宋元以前落后于北方农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期才赶上了全国的发展水平，清代以来，岭南的部分地区作为通商口岸，较早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在农业近代化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民国时期，岭南农业科技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一部岭南的农业史就是一部由落后到先进、后来居上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又与岭南特殊的区位、环境、历史和人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建新兄的著作首次对岭南的农业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重建。书中将岭南的农业历史划分为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五个时间段，内容涉及每个时期影响岭南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人口移民、农业政策、生产工具、土地利用、农田水利，以及大田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牧业、渔业、副业，农产品储藏、加工和流通，农家经济和农业社会，农业文献和农业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本岭南农业通史开创性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岭南农业史是中国农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贾思勰所著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卷十所谓“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其中有许多就是当时尚不在北魏统治之下的岭南物产。中国农业史上一些重要的成就首先就出现在岭南。华南稻作起源的说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仍然是中国稻作起源值得关注的地方。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技术的最初记载也是在岭南。海南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经黄道婆之手传到松江，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棉业的发展。岭南又是甘薯等外来作物最早引种地之一。作为中国农业一个独特的区位单元，岭南农业既影响着岭北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岭北的影响。秧马就是岭南农业与岭北农业互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广东农学就是在北方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清乾隆年间出版的《广东农谱》，其作者陈张翼还是浙江人。而道光年间成书的《耕话》四卷，其作者林伯桐便已是广东番禺人了。这些在建新兄的大作中都有论述。

建新兄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以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为例，一般性的中国农业通史著作都会提及托名晋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的有关记载，但却很少提及这一技术的后续发展，而从这本《岭南农业史》中我们得知，这种生物防治技术在岭南一直都有使用。从晋唐时对黄猄蚁的买卖，发展到宋代专业养殖人家的出现，并采用了“猪羊脬盛脂”的诱捕法，再到明清时期的“以藤竹引度，使之树树相通”，强化了树虫的防治效果。到民国时期，广州增城、四会、从化等地的柑橘园都有应用。增城客家村的橄榄树上都有黄猄蚁的出产，农民按斤出售。据此我们对这一独特的防虫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

符合生态原理的农业实践是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亮点。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所记常熟人谭参（又名谭晓）的事迹， 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谭参低价收购低洼农田，凿池养鱼，池上养猪，塍阜植果，取得三倍于稻田的收入。而在建新兄著的《岭南农业史》中我们得知，宋代岭南人陈益新就采用了与谭晓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堤濒江之田，汇为池”，将种稻改为养鱼。联想到后来广受赞誉的桑基鱼塘，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建新兄的《岭南农业史》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业史的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又离不开对地方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书中网罗宏富。除大量志书资料，如《广东通志》《广东新语》《粤海关志》《桑园围志》等以外，还包括农书、地方文集、家谱、族谱等。比如，《石湾霍氏崇本堂族谱》，特别是谱中所收录的《太原霍氏仲房晚节公家箴》就记载了很多的农业生产知识，涉及耕作、施肥、收成，以及水利、畜牧等方面的农学经验。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广东农业史部分，则大量利用岭南本土出版的农学书刊，如《农声》《农事月刊》等。

写作一个地方的历史，常常容易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存在地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在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建新兄的著作能够跳出这种井蛙之见，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看待地方的发展，体现了历史学家求是的严谨学风。宋元时期，水田农具耖耙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南方传统的水田精耕细作的整地技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在广东连县和广西梧州倒水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陶制水田模型就有类似耖耙的发现，据此有学者认为，耖耙是岭南各族人民发明的，宋代才传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吴书中则明确地指出，耖耙不是最早出现在岭南，而是在长江流域。他认为，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岭南的农耕水平显然比长江流域低得多。他甚至认为，先秦以前的岭南的锄耕农业不发达，不能为文明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

作为一名读者，我在高度赞赏建新兄严谨的学风和大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稍许感到一些不满足。首先是地域上的不平衡。广东只是岭南的一部分，但书中大量篇幅放在广东，而同属岭南的广西、海南等地着墨不多。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也与建新兄长期致力广东农业史的研究不无关系。其次是由于地域所派生出来的问题意识还不够突出。岭南农业的开发与其特殊的地缘因素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如果在叙述岭南农业史独特性的同时，强化论述岭南农业与其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则更有利于加深对岭南，乃至全国农业史的认识，做到立足岭南，放眼全国，面向世界。庶几则一部岭南农业史，就不只是岭南的岭南农业史，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岭南农业史。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建新兄上次赠予我大作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9月9日。农历的九月初九是古时兄弟登高远望的日子，现已成为法定的敬老日。虽然建新兄已届退休，但以兄的年纪身体及健康状态，还远不到告老的时候。那么，就借着“九九”吉日，祝友谊天长地久，兄弟健康长久。

写作此序文时，建新兄有八句见赠：

铁杵卅年砺作针，一朝淬火竟成新。

红桃绿李飘潇雨，黄卷青灯寂寞人。

秋色千林难得桷，春涛一棹未通津。

圃田又见新花发，撷取秀枝当自珍。

我不通音韵，不谙平仄，也凑成八句为复，并为本文的作结。感谢建新兄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积三十年之学，为岭南农业，为学界，为读者奉献的心力之作——《岭南农业史》：

卅年功业梦成真，岭南农史又建新。

遥想花城喧闹处，黄卷青灯素心人。

秋获本自春种始，耕耘是力不负勤。

谁说书生百无用，一片冰心照汗青。

曾雄生

 2014年重阳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