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学科的定位

曾雄生

应友人之邀，原本准备去华南农大参加农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因故未能出席。这里我把为会议准备的发言转贴，留给纪念，也供同好交流。

个人认为，一个学科要想长久的发展下去必须找准自己清晰而明确的定位。20世纪五十年代农史学科的成立，定位于整理祖国的农业遗产。1955 年 4 月，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与会代表提出要成立研究机构、开展农史研究。随后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等农业院校也相继成立农史研究机构，由于这些机构以整理祖国的农业遗产为己任，所以成立的机构名称也叫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图书叫《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出版的刊物叫《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当时所谓农业遗产主要是指古农书和古代农业文献，地方志等。

五十年代开始的农史研究主要工作是进行农业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目的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农史作为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建议和科学发展方面被寄以厚望。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文章《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一文中，强调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提到农业栽培，提到农民的经验，提到梯田对于农业生产及水土保持的极大作用，提到农书“可以提高生产”，在当时看来“如何把他们作科学的整理，弃糟粕而取精华，也是急不容缓的一桩事。”

另一个方面，五十年代开始的农史研究也在自觉地为政治服务，为现行政策提供历史依据。1958年，毛泽东在总结概括农业增产措施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成了后来指导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总方针。而这个八字宪法正是对中国传统农法的总结。1959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初稿）》在其第一章“绪论”中就敏锐地指出，八字宪法集中表现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特点，书中还简要地叙述了“八字宪法”的历史特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史学科再度复兴时，定位于研究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强调传统农业为农业现代化服务。这个时期的农史研究也是强调应用，为现代化或新出台的农业政策找依据。如，八十年代，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的实行，有农史学家就从《吕氏春秋》中提到这样一句话：“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农业史学者更多地考虑传统农业研究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问题。1981年创刊的《农业考古》就开辟专栏“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学者们比较集中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和农学思想、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用地养地相结合的优良传统、选种育种、农田水利建设、农具、利用自然能源、农牧结合等方面，还出版了专门的论著，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农业优良传统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见郭文韬，曹隆恭. 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M].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86年）的概念。

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定位于科技史，农史作为理学一级学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分支，并没有体现本学科应有的独立性，一些与农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史，如农业经济史、农业社会史、农业文化史，作为农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被强行并入科技史，成为理学学科，有点不伦不类。农业院校原有的属于“农学二级学科”的农业史方向被人为地向科学技术史所谓“理学一级学科”靠拢，显然是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新千年代以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异军突起。这时的农业文化遗产以研究活态的农业文化为己任，推动者是农史学科外部的学者，如生态学、民俗学、农学等，它不是农史学科内部发展和产生的新的增长点，与20世纪五十年代所提的“农业遗产”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外部力量推动，农史被动介入整合的学科。农史只是其倚重的力量之一，受其倚重的还有考古学。农业史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附庸。受到农业文化遗产热的裹挟，很多农史学者转换跑道，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现在看来，农业文化遗产更有显示度，受其影响，农业大学成立了遗产学专业。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更偏重应用。它的目标更多的是关注当下和未来。它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与农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并且也需要结合农业和农学的发展，去思考历史问题，毕竟“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我们做的始终是历史研究，所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方法也必须是历史学的方法。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偏重于应用，而农业史研究更偏重基础。要坚持农史学科的主体性和基础性。为其如此，我们的历史研究才不至于被嘲讽为任人打扮的少女。当然我们也需要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结合现实的需要开展一些应用研究，“远近结合”，实现农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我讲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例子：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的李振声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有人说他的研究都搞了8年了还没见成果，是脱离实际，要他放弃。“当时看到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怎么忍心放弃啊。”李振声说，他采用了一点哲学手法，“远近结合”——当初他在做小麦和草杂交研究时，心中感到没有把握，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1964年，他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如果说20世纪六十年代，李振声的研究工作是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被迫进行应用研究，那么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6—1990），担任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振声的工作则是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主动进行应用研究。他指挥的黄淮海农业战役让科学院把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技术突然发挥出来，使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以前科学院重点在基础研究层面，对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重视不够，科学院是不吃“第三个馒头”的，即不搞应用研究。“黄淮海战役”解决了科学院“第三个馒头”的问题。

李振声的经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坚持作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可以适当的从事一些应用研究。我们应该高举农史研究的旗帜，拓展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新方向。但农史的基础研究应该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目标。 

202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