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中可能有战国楚简，若说全部为真尚缺乏足够证据，而部分篇章如《系年》、《越公其事》《皇门》《金縢》却疑点颇多。“核心学术圈”外的多位学者对清华简已有辨伪。博文 判断“清华简之真伪”不难，只要清华大学愿意  和  中学退休的数学老师与清华购买的竹简真伪  对何焱林先生的工作略作介绍。如《尚书•金縢》“流言于国”、《逸周书•皇门解》“下邑小国”，而《清华简》为“流言于邦”、“寡邑少邦”。何先生说，“国”乃是国都，并给出大量例证，“流言于全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流言于国都即可制造混乱”，真是学识精湛。

专家说“今文避汉高祖之讳而用‘国’”不能成立。搜检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尚书》“邦”112见，而《金縢》两见“邦人”；《逸周书》“邦”9见，其中《職方解》“邦国”两见。《尚书》《逸周书》中“国”绝非避讳。

剪贴《清华简(壹)》整理说明(李学勤先生负责)如上。传世文献因简文传抄及后世雕版，出现讹误衍脱而有几处难解，乃是常见，后世注家多有解释。《清华简》当然可以择善而从或另选字词，“焕然冰释”并不能作为祖本之证据；至于用“邦”易“国”以示未曾避讳，《祭公之顾命》竟然生造“方邦”而不用“方国”，或许正是作伪之态。专家说“今文避汉高祖之讳而用‘国’，简文用‘邦’乃是祖本”，堪称学风不正。

顺便说一句。“李零. 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读书, 2020,(3):64-72”说，李先生写东西紧跟新发现、出手极快而多为短札，“机枪手，一扫一大片，有些子弹肯定会打飞，但计点还是胜出”。李学勤先生在文集“新出青铜器研究.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后记说，“过去写的文字不少论点已经过时，想改也不胜其改了”而“一概维持原状”。文章有错可能误人子弟而心有歉意，重版得以勘误而满怀感激，方才是正确的学术态度。

先秦文章的题目并不以长句概括文意，只是摘取字词(多从首句)作为标识，《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五字为首句而最长，全诗7句30字乃是《诗经》中最短。简文《赤鹄之集汤之屋》《祭公之顾命》，专家行文皆称之《赤鹄》《祭公》；而简文《金縢》，其原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14个字，真是没有人使用呢。作为参考，汉末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篇题概括文意也仅七字，且或为收入《三国志•魏书》时所改而原名《述志令》。专家能不知道清华简的这些篇题可疑？

拙稿“清华简《系年》或伪之证据九条 (再修订)”所列可疑之处五十款以上。如“及”作并列连词《系年》11例，《越公其事》《楚居》皆5例；而“张玉金. 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275页”称并列连词“及”楚简6见，秦简313 见。书中列出《郭店楚简•缁衣》引《尚书•尹诰》1例，上博楚简2例；笔者确认上博楚简另有3例。传世文献《楚辞》《庄子》以及《老子》《晏子春秋》《论语》未见，《孟子》仅一见于引文《尚书•汤誓》。“及”作并列连词源于秦晋而为先秦的《尚书》原本所用，楚国地域肯定不用。 

最后要说的是，清华简购于香港文物市场，分七包送达，部分竹简以竹片托护，个别篇章成卷状，并无证据“出土于同一墓葬”，仅对两枚无字残简碳14测年，就声称“清华简通过了科学检测”，主事者之学识和学风在哪儿呢？有说，作伪者多留下明显破绽以求得内心安宁；《清华简》一眼可见之破绽众多，那些专家真是没有看到？

附录A：《逸周书•程寤解》仅存篇名，清代卢文弨（1717-1795）据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引文补出如下内容。 

《清华简•程寤》有298 字，“隹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外，化为松柏棫柞。寤惊，告王。………”，首句以时间替换地点却有些疑问：倘若简文真是流入楚地的文献，通篇没有“程”，何以能取名为“程寤”，如此简单的事理，专家怎能不知道呢？且不说“唯王元祀”与清华简《保训》“唯王五十年”不能协调：其时伯邑考尚在，发(武王)非太子且未成年。 

附录B:《包山楚简》1991年出版，提及“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墨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有的可据此依次相接，有的则不相关。这两种线道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湖北五地七批约800枚楚简，“少数安岗、严仓简背面有刻划的斜线，严仓还有数枚简背面有比较粗的墨线”，与编连无关。出土明确的郭店楚简等未见划痕。

回购的北大简、清华简有大量简背划痕，正是仿作者学习能力的体现。至于《赤鹄之集汤之屋》24支简、《尹至》5支简、《尹诰》4支简，就是“伊尹及汤”故事的三个段落，简背皆划痕，且分别从“一”编号。出土楚简未见如此编号。

[1] 李天虹.湖北出土楚简(五种)格式初析. 江汉考古，2001(4):102-106+2

附录C: 出土的战国楚简适用周尺21.5 cm(请点击)，而清华简长度复杂、行款混乱。西晋荀勖(?～289)从汲冢出土器物确定尺度，“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所说古尺就是周尺(笔者测算尺长21.5 cm)；下图是郭店竹简《五行》和《缁衣》，长32.5 cm 即一尺五寸过2.5 mm(或与竹简饱水变形有关)，每简25 字左右。字距皆0.6寸。郭店竹简《老子甲》则是字距0.5 寸，当然也是合适。

新出第十四辑《二中》完整简长约45.8厘米，是周尺21.5 cm的二尺一寸过6.5 mm，尺寸不整；贾连翔先生说：“书写最少者(简3）仅25字，最多者(简85、87)有41字，字间距前松后紧是其整体特点；……书手为了能在有限的竹简上抄完全篇，而在抄写过程中逐步进行了行款调整”。笔者计数，简1~3有29、28、25字，简17~19 有31、31、33字，简50~52 有36、35、38字，简85~87 有41、39、41字。书手不能除法计算吗？清华简不是有算表？

顺便说一句，那个简文算表就是乘法口诀表的简单扩充，绝不能代表战国时期的数学水准；清华大学竟然去申请吉尼斯记录、召开新闻发布会，真是要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那些文史专家当然不知道欧几里得的工作、不知道阿基米德的工作，但清华大学应该知道啊。

[2] 贾连翔. 清华简《两中》篇复原研究——出土竹书的微观考古实践. 出土文献, 2024(4):1-19

[3] 贾连翔. 从《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战国竹书“同篇异制”现象. 清华大学学报, 2020(1):43-47

[4] 李守奎. 清华简《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与文本的几个问题. 文物, 2019(9):44-49 

清华简(捌)《治邦之道》A原无篇题，27支简无序号，简长约44.6厘米，简均49字；简背虽有划痕，但不足以排序；似缺篇首。清华简(玖)《治政之道》B原无篇题，简长约44.2厘米，正面有序号1~42的每简46±5 字，无编号简(X号)则有65字写至地脚[3]。笔者计数，简30、34 为41字，简41、42 为52、59 字，均不包括序号，即只是前40简的文字为46±5。

贾连翔先生说：“我们起初很自然地认为，第X号简是本篇的尾简，其上字距密集是因书手想要在43支简内完成此篇所致。类似情况可参考清华简《摄命》，该篇有32 支简，简背均有编号，满简书写30±2 字，唯尾简书写39 字”。后来发现可重新编连为一篇文章，B1~B41, BX, B42, A14, A1~A13, A15~27，将《治邦之道》第14简提前[3]。

简长45 cm不到而有50字也是太多，其中一简竟达65字。现在要问，书手不能除法计算吗？楚国缺少竹简吗？这是重要文献吗？出土竹简有类似行款吗？古今书籍有类似规制吗？请看一下上表列出竹简的字数！

李守奎先生说：“这是一篇内涵丰富、逻辑性很强的政论文。《治政之道》43支竹简与《治邦之道》中的3支竹简的内容构成相对独立的前半篇”。其第三部分从B32“昔三代之相取”至B41/BX/B42/A14/A1/A2“故祸福不远，尽自身出”，总结历史教训[4]；“文章写得晓畅通达，逻辑性很强，但这些思想方略无多新奇，同时代的诸子多有类似的论述。这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在此，而在于它在楚国的影响[4]”。

不过，这个相对独立的前半篇真是楚国《治政之道》？前43支简长44.2 cm，其中42简有编号；后三支44.6 cm，无编号；编连而相差4 mm总有些突兀；而如此编号和行款(请参阅上表)的简书真是“出自高规格墓葬中，可以反映出楚国上层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中原日趋一致的楚文化[4]”？

刊于2019年9月的文[4]，不知能否成为李守奎先生研究清华简的压卷之作。

[4] 李守奎. 清华简《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与文本的几个问题.文物, 2019(9):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