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颇有些烦恼，故而重读了陈美东先生(1942-2008)的访谈“我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理念”[1]，再次学习文[2,3]。经孔子删定的《春秋》，是鲁隐公元年(BC772)到鲁哀公十六年(BC479)间244 年的编年史，内载年月及日名干支的日期共 393 个，且有日食、月食及朔、 晦、闰月等信息。在“满足若干明确及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陈美东先生给出鲁国历谱——汉代以降二十余家鲁历中的新作。下面这段话剪自文[1]。

[1]  陈美东. 我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理念.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3,32(03):275-295

[2]  陈美东. 《史记》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表初探.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1,(3):252-265

[3]  陈美东.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0,(02):124-142 

笔者排定金文历谱，确定昭王至幽王的王年，而武王、成王、康王则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只要日期可靠，确定王年是容易的；但数据太少且分布不均，难以准确复原整个西周的年历 (参见附录)。因为《诗经·豳风·七月》中历法的讨论，想到阳历误差数日也能指导农业生产，而朝廷的阴阳合历总该有通行规则(注) ，各地官员才能掌握而便于行政；因而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或许也能复原西周年历。

复原年历之前当然要再次核实西周王年。断代工程以及众多学者都采信《史记·周本纪》“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只是认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有误。其父昭王南巡不返——实际上是南征而亡，想来其时儿子不会有五十岁。笔者排谱时假设“穆王即位春秋已二十矣”而崩年五十五岁左右，如此确定共王元年BC938；后来发现《古本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与《史记·周本纪》“受命十二年克商”构成闭环：受命元年BC1038，克商年BC1027，而幽王末年BC771 为学界公认而没有疑问。

不过，穆王世只有三十四年而不是三十五年。学者多说司马迁所记皆有所本，信者传信，疑者传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和“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若是都错了，总该有个缘由吧。或许“春秋已二十矣”该是足岁，即昭王南巡不返事出非常，但其子满即穆王已非年幼，足以承袭王位。二十一虚岁即位，次年改元，则穆王年五十五崩而有三十四年。古代总是用虚岁的，如孔子年七十三而没。

《史记》中二十和三十并不用廿和卅。传抄文献时将“穆王即位春秋已二十矣”误读为“五十”也是可能——两横连笔而出现墨迹，其后下意识写出“立五十五年崩”也是可能。前者数字错，后者文字错。这当然只是猜测，并无实据；不过，今天早晨想到“春秋已二十矣”该是二十足岁，穆王世只有三十四年而非三十五年的疑虑得以消除，真是高兴。 

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22” 中历谱，七个铜器需要改动历日干支，五个铜器初吉在朔前一、两日；走簋、休盘和(录见)簋的既望为二十三日，吴盉及曶鼎的既生霸为十七日；《毕命丰刑》胐为五日。

为了排入八十个历日，二百七十六年间有两年连闰11次、三年不闰10次、四年不闰4次，而为了二十六年番匊生壶和三十一年鬲攸从鼎，连闰之后厉王二十六~三十年竟五年不闰。

断代工程认为西周建子——如成王元年至昭王十九年只是因《召诰》《顾命》和庚嬴鼎的日期仅有三年非建子，宣王廿一年至幽王二年都是建子；但为了排入铜器的日期而建亥或建丑，夷王元年之后正月朔在儒略历11月17日至24日有七次，在1月12日至20日有六次，其时冬至在12月29日或28日。

如此的西周王年和年历离真实有多远，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附录：下面这段话剪自文[1]。历史还原有不同的层次，如确定西周王年容易而复原整个年历困难。以昭王世为例略作说明。

文献有昭王十六年、十九年南征，相关铜器很多，只是缺少年代。如盠驹尊十又三月甲申(21)，中方鼎十又三月庚寅(27)，遣尊卣十又三月辛卯(28)； (韦支)甗“惟十又二月，王命南宫伐虎方之年。惟正月既死霸庚申(57)”，静方鼎“隹十月甲子(1)，王在宗周，令师中(罒/水)静省南国……；八月初吉庚申(57) ……，月既望丁丑(14)，王在成周大室……”，则是两年间事情。 

基于静方鼎“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月朔表上搜索建子或建丑的可选年代；再利用其他历日可确定在建子的BC977 年——冬至 (其时在儒略历12月30、29日)所在月称为子月，依次为丑月、寅月等，建正就是选取正月。

 因有同出史墙盘铭文，折器“隹五月，……，戊子(25)……隹王十又九祀”在昭王世没有疑问，但BC977 建子五月没有戊子(25)，次年BC976若建子则五月朔后四日为戊子，可定为十九年；故而静方鼎是昭王十七、八年，盠驹尊、中方鼎、遣尊卣为十六年， (韦支)甗为十六年、十七年，与铭文内容完全相符。断代工程或许没有注意到折器等“没有月相的日期对年谱也有限制”，定静方鼎为十八、九年，想来有误。

古本《竹书纪年》有“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凶。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稚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而BC976年5月31日中午有荆楚地区可见日全食即天大曀，即该年应为十九年[4]，与折器和静方鼎确定的年代相同，但未必是昭王末年。

六件铜器的八个日期，确定昭王十六~十九年的建正并推知昭王元年为BC994，但元年正月并不能确定，即没有直接的数据以复原年历而只能利用“合理的规则”予以推定。又及，月朔表以实朔为月首，BC976 年底四个30天的大月相连，此类情形西周想来不会出现。

[4]  刘次沅. 从天再旦到武王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