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颠沛流离失所和寄人篱下。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家搬到临近的一个县城去。那时候在县郊租一个带房子的小院大概一年一百五十元，当时我们的钱不够，父亲又做了一个稍微大胆的决定，让即将升入三年级的我先过去，寄住在县城的大姨家。我哥被分配到更远的外婆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哥长得很帅，嘴巴也很甜。我小时候是个丑小鸭，头发又稀又黄，一紧张就面红耳赤，更要命的是我不太会说话，到了大姨家，就叫了声“大姨”，剩下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大姨对我真的很好，一日三餐都吃得很好，一周还给我洗一次头发。她家是做冰糕的，我到了夏天还有冰糕吃。放了暑假，我会帮着她去守着冰糕摊子，在树荫下，我一边吃着冰糕，一边做着暑假作业。有一天，还剩最后一块冰糕了，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买冰糕，我拿给他，他说他不要这块，上面沾了一根头发。上面确实有一根我的头发，又细又黄，我用手指小心地摘掉了那根头发，又递给他，他看了看我，无可奈何地拿着走了。只记住这一件有趣的事情，剩下的回忆充斥着寂寞和思念。很多个放了学的下午，我在大姨家的墙根溜来溜去，迟迟不肯进去。偶尔父母过来看我一次，像是过节一样，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戴上红绸布编的的发带。每次他们走的时候，我都假装在写作业，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样子，穷人家的孩子感情是件奢侈品。

过年的时候我们又都回到那个名副其实的家，两间茅草屋，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个年。我哥说他在外婆家的生活说得眉色飞舞，他穿着崭新的迷彩服，拿着冲锋枪。我非常羡慕地看着他。过完年，我们又分别各奔东西了，两间茅草屋又变得冷冷清清，用一把青铜锁锁着。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父母攒够了租房子的钱，于是父亲的梦想两年内就实现了，我们全家人一起住进了县郊一个小院里，三间堂屋，一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压水井，离着我们小学也近。唯一的问题，白天大人都不在家，我们兄妹两个的午饭没着落。大姨主动要求让我们去她家吃饭。我却不太愿意去。于是我学会了做饭。算起来我会做饭也有年头了，不知道为啥厨艺还是这么不精。我们都以为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不到半年，房东就说他不租了，他要把他奶奶放进去住。我们没费多少工夫，就在这家的旁边又找了一个空院子住了下来。放学回来路过那个曾经住过的家，经常看到那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老太太，随地大小便，头发乱蓬蓬的，但是还会给自己做饭，我妈以前在那个小院里栽得西红柿茄子都不见了，那三间被我妈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堂屋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那个老太太十分凶，见我探过墙头看她，就冲我大声嚷嚷，说我偷了她的鸡蛋，趁她去数鸡蛋的空我就跑开了。

又住了小半年，我们又一次搬家了，这一次搬得很仓促，我记得我还在床上没醒，忽然感觉地在动了，原来是父母在抬我的床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还以为地震了，原来是房东又赶人了。这一次没那么幸运了，我们跟别人合租了一个院子，一共四间堂屋，我们住了两间，两位两间是租给了四个高中生。厨房共用，他们基本不做饭，所以我们自己用。最麻烦的是厕所，每次去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或者自己正在用，那几个高中生会不会突然进来，每次上厕所都提心吊胆，当时快要升初中了，很知道怕羞了。这是我们租的时间最长的房子，直到自己的房子建好就没有再换过地方。

建房子的时候最纠结的是建四间还是三间，母亲的意思是要建四间，因为我们兄妹二人都长大了，应该一人一间房了。父亲还是先坚持建三间，因为建四间要去问别人借钱了。不管怎么样，三间大瓦房还是建起来了，建好的时候，连砌院墙的砖也买不起了。于是我们全家总动员把大姨家地里的玉米杆拉回家，在四周的树上绑了一圈铁丝，再把玉米杆竖着放了一圈，这样我们就有了院墙。然后又用玉米杆搭了一个小棚做厨房，外面裹了一层塑料布防雨水。又过了两三年的样子，才盖了一间小偏房给我哥住，同时盖了一间厨房，砌了院墙。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搬过家。

“You are entitled to nothing!”这是纸牌屋里腹黑总统的竞选宣言。虽然是从政客嘴里说出来的，多少有些变味。我还是不能否认这句话里面的煽动力和励志精神。

 父亲常说自己没本事，不会坑蒙拐骗，活得比较亏。这些年过去了，一家人总是干干净净地活着，我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即使痛苦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