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两个字好辛苦。1月13日放寒假至今，已两个星期了。这个寒假，部分原因是因为假期前一段时间事务繁杂，还真顾不上假期规划。我的2021年年头至年尾，像个陀螺转个不休。假期想“静静”。

    两个星期基本上是天天在书房，而且是夜以继日，做的似乎都是“无用功”，还或多或少与科研沾边，要么是科研服务，要么是服务科研，就是没有“做自己的研究”。我原本是希望随心所欲，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很难。2021年6月，我萌生修《张厚生年谱》的想法，随后的暑假，我几乎投入了整个暑假在此事上。2022年1月3日，谢欢先生对我说：“期待张厚生先生年谱早日问世，上月去南图拜访沈燮元先生，谈及年谱编纂时，沈先生也认为越是现代人的年谱越不好做，因为资料太多了，好在厚生先生有日记，那就方便多了。”我回答说：“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价值认同问题。资料有不少，但同时也有不少‘盲区’。我当前做点基础性工作，做一点是一点。”沈夑元（1924- ）是版本目录学家，现年98岁，著有《屠绅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当前正在修《黄丕烈年谱》。谢欢先生是青年才俊已出版《钱亚新年谱》，目前正在修《李小缘年谱》。我起意修年谱之后，陆续粗略浏览过多部年谱，粗略知道深浅。

    “越是现代人的年谱越不好做”，当前的体会会更加深刻。有一个说法，评价一个人，最好是在其故去50年之后。表层的意思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可以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还有隐含的意思是对谱主的利益关系人影响较小。在我看来，年谱有纪念性质，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纪念宜趁早，力求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重。做这类事情，仅有情怀是不行的，还需要机缘。很现实的问题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达到出版标准并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吗？不管怎样，基础性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书海一生击楫忙——图书馆学家张厚生纪念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东南大学图书馆、张厚生先生亲属及张厚生先生的同学、学生、朋友等的心血。始于2010年6月11日，历时3年多。我作为参与者，单单是与顾建新馆长、袁曦临老师、高红梅老师关于该书出版的往来邮件就有100多封。今天看来，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是进一步做工作的良好基础。

    张厚生先生留下的那些资料（或者说史料）是比较系统的，确实比较珍贵的，但如何有效的整理，甚至找机会出版部分内容，工作量很大。比如学术通信，涉及图书情报领域数百位学者，识读难度不小，且仅通过文献考证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内容需要找知情者进一步求证。这方面的题材是比较小众的，梳理达到发表水准并获得发表机遇不易。近年，我们图书馆学领域的期刊受到很大冲击。时下的影响因子导向，对图书馆学是非常不利的，在期刊评价中占下风。当前还有个现实困境是，务实的少了，务虚的多了（比如热衷炒概念）。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好多选题是比较务虚的。文献学、图书馆史方面的选题，产出的论文，被引率不理想。图书馆从业人员队伍，整体上是逐年下滑的，尤其是专业馆员队伍在持续萎缩。有期刊主编说：“现在可以看出，还是研究图书馆（学）史的学者们比较踏实。”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承蒙师友抬爱，近年受邀参与学术组织及学术期刊审稿等社会服务，每每是“欣然应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因为我觉得是一种责任，试图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心里话、也是实在话。自身早年的点滴进步，得益于诸多编辑、审稿人的帮助。我接触多家期刊工作者，他们除了期刊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履行更多职责，均属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我的审稿体会是，稿源好的，会相对轻松一些；稿源比较差的会比较辛苦。种种原因，几乎家家期刊都在“渴盼”或“渴求”好稿件。

    研究为了什么？其实也就是回答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虽然我涉足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领域，但因基础不牢、学力不逮，再加上其他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其实我到目前也回答不了或回答不好。“千万次地问”，也许并不夸张，不管有没有意义，相信还是会继续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