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华文摘》1987年4期226页。

金克木在《读书》一文中认为，世界文化分为三个类型。

一型为希伯来—阿拉伯型。其要点是①有一上帝，创世并主宰一切；②原罪，人类始祖违反上帝禁令被逐出乐园，此后人类后代生而有罪；③灵魂，个人为上帝创造的灵魂，灵魂不灭；④救世主，有弥赛亚、基督、先知等，信之便得救；⑤选民，犹太人信仰耶稣或先知即为上帝选民，可受其眷顾该型为有上帝和一元的文化。

二型为希腊—印度型。无上帝，文化多元，其神、佛、菩萨、耆那（大雄）不同于救世主，其神多均非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我”不同于灵魂。人非生而有罪，亦非命定吃苦，以享乐为第一要义。

三型为中国—日本型。无上帝而有上帝，一而又多，多而归一，有不固定的上帝。中国重视现世，因而重视人。中国传统所说的人，不同于一型归属上帝而带原罪的灵魂，亦不同于二型之无拘无束独立人或各自困在“业报”中的一切注定之人。乐园和地狱都在现世，可以“现世现报”。

拙思：

在文化研究中历来有环境决定论观点，认为环境决定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角度、视野和观念，决定文化的特点。从金克木先生的划分的三类文化来看，深刻打着其所处环境的烙印。

希伯来—阿拉伯型发源于新月型沃地，包括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其地容易被技术低下的古人开发利用，但环境的抵御人类干扰的弹性较低，容易退化。文明出现最早，环境退化也比较早比较严重。面对荒芜干旱的环境，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观点，只能统一到一个强大而无形的上帝身上，并以自我认罪的态度求得继续入选上帝选民，否则就被上帝抛弃。其实，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是“选民”的翻版，只不过自然代替了上帝，物种代替了人类。

希腊—印度型所处地自然环境优越，技术低下的古人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进步就能生存；自然抵御人类干扰的弹性较强，不容易退化。在这样优越环境条件下，古人尽可自由想象，自由劳作生活，反正怎么做都能生活得不错。因而才有观念多元，文化多元，尽情享受生活。

中国—日本型所处环境多灾多难，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黄河中下游流域，技术低下的古人可以利用自然资源生活；环境抵御人类干扰的弹性较弱，容易退化，退化后恢复也比较容易。在这生活的古人，不仅常感资源不足，而且常被灾难剥得一贫如洗。在这里生存，不努力注定被大浪淘沙，而努力也不一定就有收获，远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当陷入绝境的人祈求有一个上帝救苦救难时，其实也明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而表现为既有上帝又无上帝。中国文化所处的环境多种多样，相同的观念，相同的技术，用在不同环境中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所以“尽信书等于无书，尽信人则呆”。当地气候比较干旱，而且为秋雨型气候，降雨的有效性较差，并不十分适合农耕文化，中国人为此创造了一个“需”字，表示“一切需求不过雨水而已”，自信“只要有雨水，就能勤劳到丰衣足食”。这些环境特点和观念决定了中国文化表现为“一而又多，多而归一”。

2003年8月8日记，2019年3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