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注杂谈

武夷山 编译

拥有图书馆学和电影学双学位的Matthew Wills先生2024年7月6日在JSTOR Daily发表文章，History’s Footnotes（历史的脚注）。原文见https://daily.jstor.org/historys-footnote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Anthony Grafton（安东尼. 格拉夫顿）于1999年出版了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脚注：奇异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写道：脚注之历史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话题，是历史实践中最缺乏色彩、最无趣的特征，但其实，脚注是很重要的。

     他解释说，“一旦历史学家的写作带上了脚注，历史叙事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实践。历史就不再是传闻、无根据的看法或胡思乱想的东西了。

格拉夫顿断言，“正文起说服作用，脚注起证明作用”。其实脚注有双重职责，除了证明外，也有说服的作用，它们使历史作品向多种声音开放。

德国历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是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的奠基者，通常认为是他“发明”了欧洲传统的学术脚注。格拉夫顿认为，Ranke的理论阐述比他的实践技能要厉害：他做的脚注太马虎，不足以成为当今学者的榜样。

格拉夫顿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现代形态的脚注直到17世纪后期才成型。

     例如，法国思想家Pierre Bayle（1647-1706）于1697年出版的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历史与批评辞典）一书的主要篇幅就是脚注（甚至还有脚注之脚注）。随后几十年，学者们纷纷仿效Bayle，在论著中大量加入脚注。当时还有人讽刺这一做法。

     克拉夫顿说，迄今发现的最长的一个脚注有165页！出现于英国学者John Hodgson（1779-1845）出版于1849年的著作History of Northumberland（诺森伯兰郡史）之中。

“最具讽刺性脚注奖”应该颁给《罗马帝国的兴亡》（1776至1789年间出版）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针对他自己在该书正文中阐述的某些观点，他却有意识地在相应的脚注中唱一点反调。

克拉夫顿说，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脚注相当于“不连续的、局部的学术传记”。历史学家的脚注提供了关于写作历史著作的历史学家之叙事。这些脚注告诉我们，历史学家查了哪些资料，他们又是如何解释那些文献的。“脚注使我们相信，作者已经尽其所能地去发现关于过去的事件和遥远的国度的真相”。简而言之。脚注是历史学家的资质证书，是他们的信誉。

    克拉夫顿认为，最重要的是，脚注使“学术写作过程民主化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脚注给学术对话带来了其他种声音，二是将读者也拉了进来，因为可以说，脚注使每一个读者都参与了争论，也使他们成为事实审核者（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可能成为事实审核者）。当然，没有几个读者会去脚注中深挖，但是脚注总应该针对争议点和可疑事实提供支撑。

    博主：中文期刊中也有少量关于脚注的论文，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的陈怀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6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脚注传统之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