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布鞋院士”的走红总让我想起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来。上个世纪前半叶，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做教授。当时，学生眼中的邓教授也是一副“扫地僧”的模样，他头戴瓜皮帽、严肃的脸上是一副黑框眼镜，身穿长衫、缗裆裤，脚蹬布鞋，裤脚还绑在腿上。和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范儿”相比，邓之诚这副装束颇有些另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些年大行其道的“民国文化热”中，这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邓之诚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办过报纸，闹过革命，后来从社会回归校园，走上了治学之路。世人皆以陈寅恪任教清华为破格用人之美谈，但陈氏当时虽无学位，却已经吃了多年洋面包，对西人之学及其治学方式有极透彻的了解。而邓之诚没有留过洋，一肚子学问多半以传统治学方式得来。放在今天，不少大学动辄要求有海外求学任教经历，“土鳖”邓之诚想谋个普通教职都难，更别说当教授了。幸好，邓之诚赶上了不拘一格的蔡元培。1917年，应蔡校长之聘，邓之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当时，他年方30。此后，辗转多个高校，1931年开始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代中国是个万物趋新的社会，邓之诚却“顽固”地做着自己喜欢的“旧学问”。凡是真正的学者，为学与为人总是融合为一，治学偏好往往影响着阅世眼光。沉浸于“旧学”的邓之诚，月旦人物、品评时事，独特眼光，自成一派，提供了观察民国的另一种视角。今天读来，耐人寻味。

   1934年5月29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下，从今开始停阅《大公报》及《新北平》，每月可省下一元六角钱。他还说：“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中人，岂其力所能胜哉？”对新派翘楚胡适之，邓之诚历来看不惯，据学生回忆，他曾在课堂上讽刺胡适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但他能在一片“普及人民”的高调中，为“穷檐矮屋”里的“人民”算一算经济账，恐怕就不仅是新旧之派别成见了。邓之诚家用多，开销大，又有藏书和收买老照片的雅号，经济难免吃紧，常和学校就课酬讨价还价。1933年某日，他在日记中说：“因予家食指众多，允月加六十，共二百四十金。过此无可再商矣。以师道等于市道，卖菜求益，殊令人不欢。然拂袖而去，又似不情，且困难甚多，如此间债务，如移家费用，尚皆无出，因致进退维谷。”第二天，又记：“连日筹维无术，以月得二百四十，仅敷日食。儿女辈学费及所负债皆无应付之法。内子不谅，催嫁贞女甚力，真令人束手。”学校既不肯提高课酬，又得不到老婆谅解的悲催生活，读来多么令人心酸，但或许也正是拮据生活的体验，才让邓之诚体会到那些“穷檐矮屋中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民国知识界新旧并立，总体上是新派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但对于新派的不少做法，邓之诚都不太赞成，而且还抱有历史学家特有的忧虑。1935年3月8日的日记中，邓之诚写道，“报载许地山反对读经谈话，谓经书只讲五伦，今除朋友外，四伦皆已打倒，故不须读经。”对此，邓的评论是：“其言固妄，然时人心理大抵与许相同。予意国且不保，何言于伦理，又何须乎打倒！”他还预言家式的说，“他日总有欲求读经而不可得之一日。”果不其然，这几年读经又时髦起来了，而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经学鸡汤中，想找一个真能“解经”之人，确实不容易，以此验之，邓之诚还真有几分先见之明啊。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在趋新的社会，“新话”也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文史大家邓之诚对文风变易尤为敏感。他曾简明而精当地描述了近代以来文风的变化：《新民丛报》文字一变，五四革新白话诗文再变，鲁迅译文体三变，今则俄文体四变。邓之诚所谓“今”，是新中国初期。当时，社会舆论包括那些曾经“民国范儿”十足的知识分子，已经熟练地使用“首长”“贯彻”这样的新词了。邓之诚却特立独行地保持着个性，对当时人喜用新名词尤为反感。他发现，报纸上“学生干部”所用文字，与通常语言有异。“几不可通耳”。邓之诚觉得，这是“变易之际”的表现。他说，“昔人为文，唯恐辞费。今则唯恐辞之不费，故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言无穷而意有尽矣！”反观今天见于报章之官样文章，所谓鼓掌没有不“热烈”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邓之诚“言无穷而意有尽”的批评可谓依然有效。

   与新社会的隔膜，使邓之诚在纷扰的学术热点面前保持了冷静和定力。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史学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各路高手纷纷登场，争论不休，好不热闹，邓之诚却视之为“群盲道古图”。在写过《中华二千年史》的他看来，“中国史不容划分时代，更不容划分社会”，用西方包括苏俄舶来品理论裁剪中国历史，必将导致对中华文化的打压。对当时一些人摒弃本土文化的做法，邓之诚痛心又无奈。1954年2月26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今之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

   又过数年，“大跃进”浪潮汹涌而至，邓之诚有些感伤地说：“今时人目正经、正史皆为材料，我辈所述更无论矣！四十年前，则以经史为旧，以科学方法为新。我辈稍读旧书，始则见摈于方法，继则见摈于主义，二者皆自外国输入，总之见摈于外国而已。从来斯文扫地，未有如近数十年之甚者也。”两年后，邓之诚在落寞中走完了他作为中国文化体悟者而非旁观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