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专利观带来师生不同的命运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技成果》2006年24期）

美国是世界专利强国。公司且不说，美国的大学在专利活动中也身手不凡。但在历史上，美国大学并不是先知先觉，他们对专利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个过程。2006年第4期《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迈特雷讲述的一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1888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斯蒂芬. 巴伯考克教授开发了一种奶品脂肪含量的测试方法。他不愿意就这项测试技术申请专利，因为他觉得，自己这项研究是州政府资助的，花的是百姓的税款。假定申请专利，让本州老百姓今后在买奶制品的时候还要为这项专利多付一些钱，他良心上不安。可是，这项测试过程需要使用一些规格要求很严的玻璃瓶。如果有了专利，专利持有者在转让该测试技术时就可以强行要求制造商采用一定的标准。由于未申请专利，结果是规格五花八门的玻璃瓶充斥市场，奶制品业发达的好几个州都伤透了脑筋，他们只好花一大笔钱来专门建立公立的标准实验室，以解决这一问题。到头来，好心的巴伯考克还遭来了批评。批评者说：如果巴伯考克当年申请下专利，并在技术转让协议中强制玻璃瓶制造商采用统一标准，就完全可以避免后来的混乱及经济代价。

导师巴伯考克的遭遇给弟子哈里. 斯蒂恩伯克留下了深刻印象。1924年，斯蒂恩伯克完善了维生素D的浓缩工艺后，就毅然申请了专利，该项申请于1928年获得批准。考虑到维生素D对于治疗软骨病的巨大应用价值，他又申请了维生素D合成工艺的专利。他感到，自己没有精力应付专利经营事务，就说服了威斯康星大学的9位校友成立了威斯康星校友科研基金会（WARF），这一举动获得当时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院长哈里. 罗素的热情支持。以900美元启动资金起步的WARF，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营利机构，专门负责接受威斯康星大学教职员工获得的专利或尚未申请专利的技术发明，并经营这些成果。这一组织的建立是美国历史上专利经营和成果利用方面的重大机制创新。WARF寻找技术购买方，安排相应转让手续，将技术转让收入的一小部分给分配给技术发明人，一大部分交给威斯康星大学科研委员会，以资助新的科研项目。WARF还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来检验那些购买了维生素D合成技术的厂家所生产的产品的纯度和浓度，单是这一实验室的运行每年就需要5万美元，若靠斯蒂恩伯克个人肯定难以为继。

WARF的经营势头很好。1930年时，WARF大概每天就可以挣1000美元。8年之后，WARF又获得了一项像维生素D合成工艺这样的可以赚大钱的专利技术。1940年时，维生素D合成工艺专利的转让费总额已高达850万美元，发明人斯蒂恩伯克分配到了76万美元。其实，他还不情愿接受这笔钱，因为他当初申请专利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学校做贡献。他在1925年写给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说：“这一发现的意义如此重大，我们大学可不能犯下不适当地控制此专利从而损失给今后的科研带来经费收益这种错误。”1933和1934两年，由于州政府财政拮据，对威斯康星大学的科研资助大大减少。这两年间, WARF则向大学分别馈赠了14.75万美元和17.7万美元，为威斯康星大学保住名牌科研型大学的地位做出了显著贡献。自从WARF成立至今，它帮助获得了1605项美国专利，与企业界签订了1470项专利技术许可协议，向威斯康星大学回馈了8.6亿美元的资金.

迈特雷用大量史实论证说，美国大学重视成果转移，并不是从“拜杜法”通过后才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在我国，大学校办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比美国晚半个世纪，仍然需要学习提高。多年来，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围绕大学如何把握科研、教学和成果转移（及创收）诸目标之间的平衡，如何全面实现大学的各项使命，如何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有着许多激烈的争论。但不管怎么争论，大学必须重视专利和成果转移利用，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参考文献

［1］               Grischa Metlay, Reconsidering Renormalization: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20^th-Century Views on University Patents，Social Study of Science, 2006, 36 (4): 565-597 

［2］               Http://www.warf.ws/about/index.jsp?cid=27&sc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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