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82年，我读研一。这一年5到10月，我和四位同学参与了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第三期讲习研究班”。10月，我按要求撰写了学习总结，如下。现在看来，我30年前的想法，有的属于腐儒之见，也有的可能勉强属于先见之明吧。不管算什么“见”，现将这篇总结录下来，立此存照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多轨制方式解决问题

武夷山

1982年10月

列宁同志说过，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也极其强调这一点。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很明白的，因为根据唯物主义办事，就要讲实事求是，就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但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却往往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搬本本、搬教条多，分析具体问题少。我这次在培训中心学习期间，发现许多美国老师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面做得比较好，虽然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下面信手拈一些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具体分析问题的。

用何种方式管理科学技术比较好？舒曼教授回答说：对于适应性的（adaptive）技术，用容许错误的管理方式较为适宜，而对限制性的（restrictive）技术，则用不容许错误的管理方式更好些。

关于先进技术问题，罗森伯格教授说过，目前的先进技术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的，但是，是否只有这样的技术才能算先进技术呢？他说不一定。西方技术发展成今天这样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未必就不先进，因为，到底什么叫先进，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一般人会从直觉上认为，假如管得太死，工作人员的工作绩效是不会高的。但斯道教授用实验事实向我们表明，应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包含着不确定因素的工作，管得多些不但不会降低工作绩效，反而会提高工作绩效，但对于例行的工作（routine），管得太多确实没有好处。

亨特教授讲的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关系对我极有教益。他说，虽然有时候相关性与因果性是一致的，但更普遍的情况是，两件事物虽然相关，但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许存在着其他的潜变量，那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碰到相关的关系时，要具体分析，具体检验。

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负担重的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技术才是适宜技术？费希尔教授回答说，有些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是适宜的，不过有些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也仍然是适宜的。

竞争到底好不好？布里夫就工作小组这个小范围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也是具体分析的。如果小组的工作可以相互独立地进行，则竞争是有利的，如果小组的工作需要相互配合，则竞争是不利的。

任崎峰教授专门给我们分析过一次涨价的问题。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涨价也许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好事。因此，涨价不是绝对的坏事。

纽曼教授告诉我们，计划方式不是千篇一律的，随情况不同，有时可以采用全面计划，有时可采用渐进式计划，有时又可以采用选择式计划。

通过教授们的讲课我还了解到，在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经常是多轨制的（我想，这实际上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即不搞一刀切，因时因地而宜。比如说，美国科研机构的人员晋级有两个并行渠道：科技阶梯与管理阶梯。又如，美国的大公司一般都分别不同情况，把下属部门有的划为利润中心，有的划为成本中心，这样的组织形式将对整个公司有利。在美国，定价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新产品的定价方式就有撇油价格、渗透价格等好几种。他们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初期实验阶段，甚至同时采用固体燃料与液体燃料进行实验，实验一段时间后，经过比较，再最后选定一种燃料。（必须指出，在这一方面实行多轨制方法，没有雄厚的财力基础根本不行。）

我国长时期以来统得较死，一刀切的现象比较严重，吃了不少亏。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在大学教育方面，除正规高校外，还有电视大学、工人大学、自费大学、函授大学，又采取了招走读生的方法，呈现出一片蓬勃气象。但仍有不少方面有待继续努力。下面大胆谈几点看法。

一．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

统一分配的好处是，保证国家的重点需要，保证各地区人才资源方面的平衡，保证就业，等等。但毛病很多。教育部高高在上，中间有那么多的层次，最上面不可能了解基层到底哪儿缺人，哪儿过剩。事实上，各地区所分配到的指标基本上是根据下面许多基层单位所申请的数字的汇总而得出的。有些大单位已经是人浮于事，还每年向上面要毕业生，因为，反正工资由国家发，弄几个“人才”来再说。另一方面，很多小单位缺人，却争不过大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更缺专业人才，可它们干脆连要人的资格都没有（从今年起才改变这种情况，有一部分82年的毕业生分到了集体所有制单位）。还有更奇怪的现象，比如我们最近参观的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公司，虽说是个很大的单位，却分配不到足够的大学生（每年只分到二十几个），严重供不应求。由这一典型事例就足以看出现行分配方法至少太落后于形势的要求。第二种毛病，分配者与被分配者隔得那么远，乱点鸳鸯谱就难免了。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被分到专业不对口的单位。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情绪长期不能振作，更有的甚至终生不得志。不能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专业，便失去了一个重大的激励因素，这样工作就不容易做好。有些同志因此而想方设法调动工作，奋斗了十年、二十年，有的有幸调成了，可是，这么前头一分配，后头一调动，国家要多花很多钱，而他们在多年没有激励的情况下工作而造成的损失（惊人的机会成本）更无法估量。因此，完全应该采用多轨制。比如说，科学院是国家科技力量的中心，每年要保证分去一定量的毕业生；某些边疆地区每年也要保证分去一定的人。另一方面，缺人的单位可直接到学校挂钩，毕业生本人也可与有关单位联系。当供不应求时，一般以毕业生本人志愿为主，但为了国家的需要（确实的而不是所谓的需要），也必须结合一定的行政命令手段。但是这种改革必须与其他有关改革一道进行，不然会出现另一些弊病，比如说在有些单位里工作很清闲，无所事事是日常之事，那么部分不求上进的毕业生就会想方设法往这样的单位里钻，结果，还是对国家不利。因此，这种改革务必要配合其他改革一道进行。

二．工厂的自主权问题

企业的自主权不光是生产决策方面的，有无用人的权力也是极其要紧的。现在有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过剩（希望这是暂时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奇缺，但由于企业在人事方面根本没有自主权，这种不平衡状况可以存在多年。其实，即使在保障就业、不准解雇多余人员的前提下，问题也还是可以解决的。既然某些单位的人员过剩只是暂时现象，我们不从这些单位往外调人，借用（严格地说是“租”用）应当是可以的。有些缺科技人员的单位很有钱，它们愿意“租”人来用。这样，各单位之间互相的调整，对三方面（两边单位及被借个人）经济上都有好处。由于缺乏多轨制，企业就不敢这样做。我们凭心想一想，这种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利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三．科研与生产的结合问题

有不少工厂非常希望有人帮它们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它们有钱，可是到有关研究所求助时，不少研究所对工厂方面的课题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招摇撞骗的人就瞅准了机会，大骗特骗，报纸上已多次披露这种丑闻。我们为什么不能想法满足这种需要呢？不错，那些对生产问题不感兴趣的研究所的态度也许从长远观点看来倒是对的，它们确实应该搞研究，而不是搞研制。不过一般讲来，一个所不是铁板一块，总还有人愿意致力于解决工厂方面的问题。如果制度上允许多轨，除研究所的主力集中解决国家下达的、或本所选定的课题外，也允许个别人搞些“不务正业”的项目，就能帮工厂解决好多问题。

四．资源的合理使用――以纸张为例

随着我国文化科技事业的兴盛发展，有一阵子纸张奇缺，历史上“洛阳纸贵”的现象恐怕都没有那时严重。这是客观原因。由主观因素造成的浪费也是惊人的。这里又是“一头沉”的问题：以前不敢讲利润，现在一讲利润，有些人就不顾一切地胡来，许多出版社都是这样。它们印了太多的艺术价值不高的小说，太多的水平一般的通俗杂志，太多的边际贡献不大的儿童读物，消耗了大量的纸张。另一方面，一些学术著作等等在印刷厂里都排不上号。其实，即使从利润出发，也可以考虑是否有利润与顾客需要兼顾的措施？比如说在定价上动脑筋。现在的定价方法使印刷厂、出版社都不愿印印数少的书籍。如果采用多轨制，允许多种定价方法，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应用差别定价方法，把学术书籍卖贵些，这样，卖方的利润不少，买方也情愿，因为对后者说来，早些得到这些资料也许比少花些钱更重要。

五．出版、发行事业如何提高服务质量

目前只有国家出版事业，没有私人出版事业，这不利于出版事业的服务质量的提高。至少可以试办几个这样的出版社；资金仍是国家的，但在具体出版业务方面允许表现出出版社负责人的更多的个人色彩。把这种出版社与类似性质的印刷厂和书店合成一个系统，也许它们出的书籍印刷装帧水平更高，出版的内容更适合读者需要，发行服务也更周到，这就会对国家的出版发行事业产生极大的推动。现在可以说全国人民都爱学习了，于是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这一系统构成了卖方市场的卖方，它们很主动，读者很被动，不求着这些方面还不行。必须采用多轨制才能打掉官商作风。

六．事业单位企业化与半企业化

生活向我们表明，有些事业单位必须象企业单位那样办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可以使其中的某些部门企业化或半企业化。拿医院来说吧，目前医护服务态度不好是个较普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既然医护职业的特点是独立性较强（门诊完全是独立的，当然动手术需要配合），那么似乎可以采用公私结合的方式。公有公的好处，公家才能供得起那么多医疗设备，但公中可以有私，门诊医生的收入就可以按门诊量决定，并让病人有权选择医院与医生。又比如，情报所可以进行多种收费服务（目前的服务范围还太小），不这样的话，情报所实际上值得不值得存在都不好说，因为起的作用太小了。美国、日本的技术情报中心都是进行这类服务的。

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到多轨制有很大的优越性。多轨制不是绝对地好，要根据客观情况加以判断。客观情况越多种多样，越错综复杂，就越需要多轨制，客观情况单一、均匀，则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采用统一的方法。目前我国显然应当多行多轨制，这才能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