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事业需要“七巧板”

武夷山

 

Stephen Schwarz在其1976年发表的《论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与批评》（On advice and criticism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一书中说：

从科学心理学角度说，科学工作者可以分为7种类型：

1. 记录者（the chronicler）：他们只收集与记载事实，不管对事实的综合整理。

2. 分类者（the classifier）：他们寻找结构与规则性，以简化对数据的汇编与表现。

3. 实验者（the empiricist）：他们通过开展实验来寻找规律。

4. 解决问题者（the problem-solver）：他们在已被接受的范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5. 辩证论者（dialectician）：他们将不同意见、争论与辩论看作启发性的要素，认为必须具备这些要素才能促进和导致对于一个问题的足够深刻的认识。

6. 打破偶像者（iconoclast）：他们向流行的理论或学说发起挑战。

7. 变革促进者(change agent)： 他们想积极参加社会制度的改造与重建工作，从而给问题分析引入一个正面的、规范化的因素。

Stephen Schwatz认为，将这7条稍加改造后，就适用于需要将创造性思维与合理性论证结合起来开展决策的所有活动。

博主：上述7种角色好比七巧板中的7块拼板，搭配起来才能拼出千姿百态的图案。我们每个有志于投身科学事业的年轻人都应认识到，自己能够胜任7项角色中的哪一项。首先扮演好这一角色，再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则有可能在日后担当其他一些角色。几乎没有人能一身而胜任所有的角色。任何角色在科学事业中都有用武之地。严格说来，7种角色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每种角色都不可缺少。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倡导创新的热潮中，一些管理者似乎认为只有第6类角色最有价值，因此也按照适合于这类人的评价标准来评价所有其他角色。于是，科学活动的结构性分工被破坏了。

2007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基础研究：离登顶还差几步？”的报道，文章说：

　潘建伟在中科大的实验室很需要学电子的技师。可是这些人进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开始转而研究物理。这让潘建伟很生气，“要搞物理的话我引进你干吗？但他们说，潘老师，我们评职称也需要文章啊。”

　　翻开潘建伟的护照，４年来，他总共在国内外穿梭了４８次。在外学习新知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一些配套条件，国内暂时难以提供。

　　“很多实验不是买来仪器就可以做的，你得自己动手制作设备，甚至需要强有力的校办工厂来支持。”在国外，实验室都有非常专业化的电工、钳工、车工等技师，图纸一画，东西就做出来了。一个研究小组里面，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遇到问题很容易得到同事的帮助。

　　“到２００４年，我们中科大的研究小组在多光子纠缠方面，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好的小组之一。”潘建伟说，“但实验当中遇到纯技术性的问题，要找个讨论的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继续两头跑。”

　　按计划，潘建伟明年夏天前会将所有的实验转到国内来做，如何建立健全科研辅助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是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当技师的人来讲，必须给他这样的预期：如果干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得到跟教授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只有这样，技校才会真正吸引高素质的学生，每个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不是替教授、研究员服务时感到心理不平衡。”

改变宏观环境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潘建伟打算在小组中安排一些相对灵活的经费，用以提升科研辅助人员的地位和成就感。“我们希望学校和国家也能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潘建伟教授遇到的窘境，就是由于在只推崇打破偶像者的环境里，实验者们感到不受待见。此类问题在我国相当普遍。因此，如何在宣传“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安心于配角岗位，以保证整个科技事业的良性发展，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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