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在他在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这一问题至今在中国没有被严肃对待，中国科研现状仍然堪忧，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近代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和方法里缺少形式逻辑，使中国科技的元素缺少了科学性。这一缺陷不是人种的原因，而是历史文化的原因。在西方，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和《工具论》。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了著作《几何原本》。可以说《几何原本》是形式逻辑发展的巅峰之作，对西方几何学、数学和科学的未来发展，对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形成都有极大的影响。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步。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还有儒家的荀子。特别是墨家，墨家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派，对于逻辑的认识系统地记录在《墨经》中。例如，它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大故（充分必要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这一时代，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思想史的灿烂时代，也是中国科技史的转折前夕。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或者说他们有比较充分的学术自由。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阐述哲理，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而是抱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淡泊豁达，先秦之后的知识分子就很难做到了。

一切的遗憾始于秦汉，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大一统”专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牵制了思想自由，摧残了文化传承。西汉时期，发生了一件影响至今的大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被汉武帝采纳，并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件也是中国科技史的分水岭，它使得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缺少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这一事件也改变了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轨迹。

第二，政治影响文化，文化影响价值取向。秦汉以来中国人价值观里不崇尚科学，直到新文化运动“赛先生”才逐渐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用马克思理论解释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儒家思想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知识分子被科举制度所束缚，“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第一价值观。至于科技，那是“奇巧淫技”。知识分子的兴趣被转移到“做官”，而不是探索自然规律。秦汉以后，独立自由成为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奢望。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谈什么科技进步？

破解“李约瑟难题”，破除中国科研之大弊，应从文化层面分析，从行政改革着手。当学者精神更加独立，当学术思想更加自由，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完全可以在中国发生。

202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