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自由”的民间氛围也是很缺乏的

冯兆东（2015-11-07）

一、罗教明如此说

罗教明在他的科学网博文《学术是在不断的质疑中发展完善的》（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78615-933484.html）里指出：“两朵乌云”对经典物理思想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现代物理学的起点。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学术论战：针对爱因斯坦的不断的质疑和反对意见，玻尔不断细心求证寻找答案。可以说，爱因斯坦和玻尔之争对量子理论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质疑是尖锐的，但玻尔并没有因为爱因斯坦的反对而憎恨他！

二、我在美国亲眼见到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大师级学者的。由于他的勤奋（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几乎每周都工作6天）和50多年的坚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研究）以及他对全球资料的及时把握，他不仅是一位高数量产出的学者更是一位高质量产出的学者。他是全球变化研究方面不少理论的提出者。正是由于他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他的理论一旦提出，总有人会去追逐的。但是，被追逐的结果有时也证明他是不正确的。每当有人有理有据地反驳他的新理论时，他总会虚心地去听取反驳。如果他被说服，他总会坦诚地接受反驳。于是，相关的科学争论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位也算得上小有名气的学者。他是一位美国排名40名左右的大学的教授，我请他来在我主办的讲座系列里做了一个报告。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是我第三次在讲座或学术会议上讲我的一个被三个杂志枪毙了的研究成果。我的目的是：用我的“尽力辩论”讲述我的成果，我希望听众在听完我的报告后毫无保留地批判我的成果和报告。他接着说：如果有人指出了我的研究设计误区或我的辩论思路误区，我宁愿推到一切，重新开始。至少，这位学者没有自保态度（Defensive）。

特注：

美国大学教授的“变终身”(Tenured)和职务晋升也是凭文章发表的，所以人们也会关注发表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尽管，不同层次的大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好像远没有我们的问题严重，似乎他们的急功近利程度比我们的急功近利程度轻得多！

三、中国的两个例子

先说一位在读博士生的故事。他正在写一篇英文文章，让我替他看看。他的论文的聚焦是反驳一篇曾算流行的文章的观点：“黄土粒度分布的双峰代表黄土的两个来源”。可是，他（在读博士生）的文章表述却十分含糊其词，没有直接道白他文章的“聚焦要点”（即：反驳“黄土粒度分布的双峰代表黄土的两个来源”），而是有意绕了个圈子，刻意让读者去解译（猜测）他的意思。我问他（在读博士生）：为什么不直接道白呢？他回答：没有必要直接道白，因为知道该问题的人自然会知道我在暗示：“黄土粒度分布的双峰代表黄土的两个来源”的观点可能不正确。实际上，这种做法很具中国特色：将几千年灌输给人们（老百姓）的做人原则演变为做学问原则。好像有点“中庸”的味道：他（在读博士生）要么怕得罪到“黄土粒度分布的双峰代表黄土的两个来源”观点的提出者（一位还算小有名气的学者），要么怕别人说他（在读博士生）不够谦虚，要么他（在读博士生）怕在将来的学术生涯中被他的批评对象（“黄土粒度分布的双峰代表黄土的两个来源”观点的提出者）卡壳一下。顾虑太多了吧，多辛苦呀（年轻轻的，已经被“世俗”压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我自己的。下面是我在我们的新作《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S1的地理分异》（作者：汪海斌，冯兆东）的前言中写的第一段话。这本书的立意是: 批判地审视“基于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S1的高分辨率气候重建”。虽然An(安芷生)和Porter（1997）关于末次间冰期冬季风存在千年尺度剧烈变化的报道是很有影响力的，但他们报道的黄土高原中部地区S1中表达气候剧烈变化的粉尘事件是值得怀疑的。记得那是1998年12份的一个周末，我（冯兆东）在赶写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NSF）的基金申请书，突然接到任教于美国路易安娜州立大学的廖淦标教授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读过An(安芷生)和Porter（1997）发表于Geology的文章。在知道我没读过的情况下，廖淦标立即传真了一份给我。我十分认真地拜读了那篇文章，并激情地认为：在黄土高原中部和东部地区的S1中重建高分辨率气候事件是不大可能的。于是，我激情地撰写了关于中国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S1问题的NSF的申请书。出乎意外的是：在我的关于蒙古高原全新世的NSF申请两次被毙的低迷情况下，我的关于中国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S1问题的NSF申请书于1999年竟然一举成功。

几点注释：

（1）也许有人会说：当时你（冯兆东）在美国写项目书，你就可能不顾及中国著名学者（安芷生）的面子啦。我的辩护是：那篇文章的第二作者（Porter）正是我（冯兆东）硕士期间的导师。

（2）假如那篇使我激情不已的和导出我的“项目书”话题的作者是美国本土的极为著名的学者（例如，比Porter还著名很多），我的激情程度可能会更高些。抓住名人的“软肋”不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3）在我以后的文章发表和那本书《黄土高原末次间冰期古土壤S1的地理分异》的出版中，总有朋友劝我：老冯，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不要那么直率，不要把美国那一套搬到中国。他们还说：中国的事总是靠“潜规则”运行的，你（冯兆东）得瞻前顾后和左顾右盼才行（甚至有人还劝我去：上跳下串和左右逢源）。

（4）关于安芷生：我也曾“按我对中国人的理解”去理解安芷生老师。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安芷生（一位他同代人中最杰出的学者）没有“潜规则”过我的。我这里郑重地谢谢他（注：我现在才这么说，能说明我如此说并不是为了讨好他）。

四、结论

（摘自科学网：中国学界难以逾越的“三座大山”，冯兆东，2014-8-30）

钱学森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教育模式”。我不得不回到孔夫子的“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等标志性文化上去。这些标志性文化是使人不平等的，使人服从的，使人变为羔羊的。皇帝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父亲的话必须听，无论正确与否。推而广之，老师的话，长辈的话，上级的话，你都得无条件地听。换句话说，孔夫子早已替我们设计好了“不同等级的人如何去应对不同场面的理论框架”。个人在社会里的责任就是：“按孔夫子说的去做就是了”，个人不用“创造性”地去思考啦，个人不用“昂首挺胸”地去表达啦，个人更不用去大胆尝试啦。

前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认为，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是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为什么平等就那么重要呢？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主动地和创造性地去启动他（她）的大脑；也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去自由地和“昂首挺胸”地表达他（她）的想法；更因为平等可以让所有的人有机会去大胆尝试着去实现他（她）的想法。

要做到上述三条（即（1）创造性地启动大脑，（2）昂首挺胸地表达想法，（3）大胆尝试着去实现想法），必须首先做到：自觉、自尊、自信。自觉：管好自己和主动做事；自尊：个性独立和不依附权势；自信：相信自己和不循规蹈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