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合作精神与独立精神

冯兆东

2015-07-07

一、引言

刘安金先生发的一篇博文《“合作”还是“独立”》引发了我的表达欲望（刘安金的博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5782-903399.html）。学术界的“合作”与“独立”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目前的情形真是很乱。中国传统文化期望和我们自我标榜的是“团队精神”，但目前的评估体系却鼓励“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的个人英雄主义。

西方确实是公开鼓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但是我见到的“鼓励个人主义的西方”却比“鼓励团队精神的我们”有合作精神得多。我的观察和思考说服我：西方科学家比我们有更好的合作精神是由三个因子导致的：（1）他们不“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2）他们比我们更遵守职业操守（即：按规矩办事），（3）他们的科学评估体系不是太过分“急功近利”的。

二、几个中国特色的例子

2．1．“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的例子：

我们的现实是产生这类例子的最佳土壤。一个在官场上混迹了很多年的大学校长竟然得了2014年的中国科技大奖；一个既无团队又无时间做研究的大学校长竟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一位“机灵”的大学校长虽然在副校长和校长位置上几十年了，但他一手把控的“团队”为他挣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早已醒悟”的教授用尽了他的并不算高的智商和情商先捞了个大学副校长，再用副校长的能量去运行一个能为他自己“刷学术光环”的团队，再用“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的办法给自己积累“冲向”院士的本钱；一个偏远大学的校长完全把他出身的母院（即他曾经待过的学院）变成了他的私人作坊，为他制作他需要的所谓杰出成果（基本上是国内三流杂志的文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胜枚举吆…。

2．2．职业操守欠缺的例子：

我的第一个举例涉及“项目书评审”。虽然中国的国家基金委确实是中国基金运行行道里最为规范的一家，但我们社会的“不守职业操守”也仍然被带入基金委的项目评审过程。例如：每年评审项目时总有人打电话：“我的本子是否到你手里了？如果到了，那你就照顾一下吧”。也有人打电话讨好地告诉你：“你的本子到我手里了，我会给你说好话的”。同样地，审稿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赢者串通”状况。一位学者打电话说：我把我的一篇好文章投到某某著名杂志了，我把您列为“建议审稿人”，请你多关照。

2.3.评估体系过分急功近利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冯大诚先生在他的微博文章《研究生导师是不是高危职业？》中列举了不少学术评估急功近利的例子（见：http://blog.sciencenet.cn/u/fdc1947；科学网-观点-2015-07-03）。李志文先生在他的长文中还讥讽和批判了目前大量存在的学术评估的急功近利（见：http://blog.sciencenet.cn/u/fengzd 2015-03-18转载的李志文的章：一流大学、二流大学、三流大学）。先算篇数，后来有了SCI，再后来增加了影响因子（IF），再再后来呢，H指数…。我的抱怨是：一篇文章和成果列出一大堆人名（作者），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只是人情网里的故事人物。有人抱怨：更可怕的是这一大堆人各自拿着同一篇文章和成果重复地获取奖励!更可笑的是：一个学者的收入主要靠发表文章来赚得（奖金）。如此评估，不“急功近利”才怪呢。

三、我的建议

3.1. 敦促“学术权贵们”从学术界彻底淡出：

否则，那些“学术权贵们”（指占领学术制高点，但又从来没有进入学术状态的或早已过时的“学者们”）和“想沾学术光的公仆们”（指那些以当当官为生，但又捞尽了学术好处的“官员们”）就会把学术和学者彻底地挤出学术界了。

3.2. 竭力培育我们“遵守职业操守”的意识：

虽然这个问题很普遍而且导致的后果很严重，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却是不多的。也许，美国“反种族歧视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可以作为借鉴。种族歧视在1960年代之前是美国社会的常态。社会的进步和少数民族的争斗迫使美国政治家通过了“反种族歧视法案”。在实施该法案过程中，除了政府强制执行外，政府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从文化上“羞辱”种族歧视的言行。

3.3. 建立合理的科学评估体系：

科学研究的评估确是一个难题。不过，只要一个国家的宏观-中观-微观战略的部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合理性，社会需求会用竞争的办法给不同级别和不同定向的学术机构“赛出”符合合理的评估体系的。李志文的说法是：三流大学数篇篇，二流大学盯影响因子，一流大学凭的是“国际和长远的学术影响力”。美国人的一个报告表明：那些低质“过频繁”发表的学者是很难有杰出贡献的，那些偶尔冒一下泡泡的学者的贡献也是很不显著的。报告的结论是：那些能保持“期望值”水平的发表频率和质量的学者的科学贡献最大。

四、结语

首先，“凯撒的归凯撒，撒旦的归撒旦”是解决“弱肉强食”和“赢者通吃”问题的好办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科学研究需要的个人主义和团队精神都会有足够的扩展空间。

其次，以建设“遵守职业操守”为核心，竭力重塑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只有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对“职业操守”的尊崇建立起来了，科学的公正性才能实现，而公正性正是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最佳药方。

最后，我们必须尝试着建立不过分急功近利的科学评估机制。其核心应该是：既不养“以学术自由为名而不勤奋的”懒人，也不鼓励那些“急功近利”的投机分子，还不邀请“权贵阶层”对学术的侵略和干扰。

我要说的是：只要上述三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合作精神”和“独立精神”都会有足够空间扩张的。

五、年轻的博士是“合作”还是“独立”？

最后，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刘安金先生的问题。在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你得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先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值钱”的人；毕业后的1-3年（或许更长一点）您可能得仍然“靠着导师”（或别的已经成熟的团队）和博士阶段的积累设法“突围”，以便尽快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记着：学者是需要“独立地位”和“独立精神”的。我还得补充一句：“独立”不是不合作。合作的原则应该是：（1）有利于科学进步的，（2）合作者们共赢的，（3）你自己是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