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应该是职业关系吗？

冯兆东

2015-07-06

两种相反的意见：

我（冯兆东）写了一篇 “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职业关系”的博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u/fengzd；科学网微博-观点 -2015-07-04），黄玉源先生应了一篇“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是职业关系”的博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u/Huangyy；科学网微博-观点- 2015-07-05）。黄玉源先生认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是“职业关系”。他接着说，工厂里师傅带徒弟，也不能说是“职业关系”，应该是“师徒关系”。

黄玉源的例子：

“师傅如果较好，就是对弟子有恩；师傅一定是需要这个弟子来为他做什么？因此弟子给了他“恩惠”吗？不是的。不带这个徒弟，他会轻松些，会有更熟练、让他更省心的工人当他的帮手的。而是这个徒弟必须要被带，不带则不能成为合格者。”上述的“师徒关系”也是黄玉源先生对“师生关系”的期望：带研究生是出于导师的恩典。

冯兆东的发问：

这个师傅为什么要带徒弟呢？坦率地说，我还真不知道和尚庙里为什么师傅愿意带徒弟（“不世俗”或“世外桃源”）。但我知道的是：师傅带徒弟基本上都是：要么在尽社会义务（主动地尽义务或被动地尽义务），要么在完成任务（得对得起他的工资）；要么有显性的眼前利益，要么有隐性的长远利益。也许，完全出于“高尚理由”去带徒弟的师傅还是有的，但我坚信他们绝不是师傅这个群体的主流。

冯兆东的议论：

是的，一百多年前的曾国藩“很恩典地”在百忙之中还带了不少学生（徒弟或研究生）。千方百计想做老曾学生的人还真的不少。想做“曾圣人”学生的理由似乎很是高尚：像曾圣人那样“三纲五常”地去效劳朝廷。而实际上呢，这帮学生们只是很看重曾圣人的为官之道：如何平稳地钻进“统治阶级”。当然，曾圣人也成功地网络了一个“党羽集团”，于是，学生与导师的共赢达到了 （特注：不少中国院士也有类似的“学术党羽集团”行为）。说穿了，孔夫子、官本位、师道尊严、导师恩典都在一条生产线上。

我们过分“高尚化”师生关系很有可能给强者（师）欺凌或剥削弱者（生）创造条件。因为老师是在“施恩典”，老师被认为是高尚的。所以学生要么得假定老师永远是高尚的，要么学生怕社会的舆论谴责他的“不感谢恩典”（即使老师是混蛋的）连维护自己合法合理权益的勇气都不敢有。总之，“老师群体是高尚的”假定不成立，“师生关系是神圣的”假定就更不成立了。

我认为，“职业化”师生关系有利于“人格平等”和“规范办事”。职业化的前提是：老师遵守职业操守。遵守职业操守也可以将学生纳入“按规矩办事”的框架。遵守“职业操守”有两层意思： （1）您得尽可能地尽社会义务（注：有的尽社会义务是出于真正高尚理由的，而有的尽社会义务是出于被动地满足社会期望的），而尽社会义务本身也在给一个人挣得信誉（Credibility)；（2）您得完成您的任务：即您得对得起您的工资。一个普通工人仅仅为了对得起工资而工作，应该没人指责的。但是，如果一个教授仅仅为了对得起工资而工作（而不尽任何应尽的义务），那他会逐渐失去别人对他Professionalism（职业性）和Credibility（信誉）的信心的。

“职业关系”不一定非要与“友谊、友情”等相矛盾的，例如，长期在一起为事业而奋斗的一群人或一些人（这里当然包括导师和研究生啦）完全有可能发展为牢固的友谊和深厚的友情。但是，将“友谊、友情"等带到职场是非常不职业的！难道目前的中国将“友谊、友情"等等带到职场的恶心情形还不够多吗？我以为，只要老师和学生都以“职业”（Professional）的态度和精神去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效率都会上去的。

冯兆东对研究生的建议：

研究生的“职业性”如何体现？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得有“成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后备军”的心理准备。您在做研究生期间“挨饿受冻”是不合理的，您在研究生期间“受到凌辱”也是不合理的。您的劳动是应该被导师在情感上和经济上尊重的，您得学会保护您自己。但是，研究生阶段的您不仅仅是在给老板“干活”，您也在为您自己“增长才干”和“积累资本”干活。所以您的一部分劳动“被看作是学费”也不是没有的道理的。

研究生阶段是学习和长进的阶段，如果导师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你就“谦虚地”去学习和长进吧。如果导师不像话，您就设法早点离开吧。如果您毕业后仍然被您的老师很长久地“吃定了”，您也应该及早离开，因为您的机会是会被您的导师剥夺的。具体一点：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你得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先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值钱”的人；毕业后的1-3年（或许更长一点）您可能得仍然“靠着导师”（或其他已经成熟的团队）和博士阶段的积累设法“突围”，以便尽快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记着：学者是需要“独立地位”和“独立精神”的。

“职业操守”的一对例子：

我们不要对某一群人的“假定标准”太高（对政治家也不应该假定过高）。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遵守职业操守，因为它关乎到这个社会的“有秩序、有效率”运行。下面是一对我自己“刻骨铭心”的对比（我自认为：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基金申请和评审都有足够的经历）。

（1）美国国家基金委（NSF）的项目评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Lonnie Thompson（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在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文集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完全受制于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在美国NSF项目的评审过程中，公正性完全是靠整个社会对“职业操守”（即Professionalism）的尊崇来实现的。违反“职业操守”被视作“邪恶之行，下贱之作”。例如，如果一个评委直接地或间接地告诉项目申请人：“我为你的项目说了好话”，这个评委很可能面临双重“羞辱”：首先，该申请人会认为该评委侮辱了他（申请人）的努力和智商；其次，申请人一般都会散布“该评委不守职业操守”的消息。人们普遍对“不守职业操守”十分不屑。

（2）中国国家基金委（NSFC）的项目评审。虽然中国的国家基金委确实是中国基金运行行道里最为规范的一家，但我们的社会不规范也仍然被带入基金委的项目评审过程。再重复一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Lonnie Thompson在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文集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完全受制于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只有整个社会建立了对“职业操守”（Professionalism）的尊崇，公正才能实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操守”问题目前几乎成为了整个科学家群体的问题。举个例子：每年评审项目时总有人打电话：“我的本子是否到你手里了？如果到了，那你就照顾一下吧”。也有人打电话讨好地告诉你：“你的本子到我手里了，我会给你说好话的”。

显然，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和尽快地重塑我们的科学文化，使“不守职业操守”彻底失去市场。这句话不仅适合于导师，也适合于研究生。毫无疑问，遵守职业操守的导师是高尚的，遵守职业操守的研究生也是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