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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应该是职业关系吗?
冯兆东
2015-07-06
两种相反的意见:
我(冯兆东)写了一篇 “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职业关系”的博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u/fengzd;科学网微博-观点 -2015-07-04),黄玉源先生应了一篇“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是职业关系”的博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u/Huangyy;科学网微博-观点- 2015-07-05)。黄玉源先生认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不是“职业关系”。他接着说,工厂里师傅带徒弟,也不能说是“职业关系”,应该是“师徒关系”。
黄玉源的例子:
“师傅如果较好,就是对弟子有恩;师傅一定是需要这个弟子来为他做什么?因此弟子给了他“恩惠”吗?不是的。不带这个徒弟,他会轻松些,会有更熟练、让他更省心的工人当他的帮手的。而是这个徒弟必须要被带,不带则不能成为合格者。”上述的“师徒关系”也是黄玉源先生对“师生关系”的期望:带研究生是出于导师的恩典。
冯兆东的发问:
这个师傅为什么要带徒弟呢?坦率地说,我还真不知道和尚庙里为什么师傅愿意带徒弟(“不世俗”或“世外桃源”)。但我知道的是:师傅带徒弟基本上都是:要么在尽社会义务(主动地尽义务或被动地尽义务),要么在完成任务(得对得起他的工资);要么有显性的眼前利益,要么有隐性的长远利益。也许,完全出于“高尚理由”去带徒弟的师傅还是有的,但我坚信他们绝不是师傅这个群体的主流。
冯兆东的议论:
是的,一百多年前的曾国藩“很恩典地”在百忙之中还带了不少学生(徒弟或研究生)。千方百计想做老曾学生的人还真的不少。想做“曾圣人”学生的理由似乎很是高尚:像曾圣人那样“三纲五常”地去效劳朝廷。而实际上呢,这帮学生们只是很看重曾圣人的为官之道:如何平稳地钻进“统治阶级”。当然,曾圣人也成功地网络了一个“党羽集团”,于是,学生与导师的共赢达到了 (特注:不少中国院士也有类似的“学术党羽集团”行为)。说穿了,孔夫子、官本位、师道尊严、导师恩典都在一条生产线上。
我们过分“高尚化”师生关系很有可能给强者(师)欺凌或剥削弱者(生)创造条件。因为老师是在“施恩典”,老师被认为是高尚的。所以学生要么得假定老师永远是高尚的,要么学生怕社会的舆论谴责他的“不感谢恩典”(即使老师是混蛋的)连维护自己合法合理权益的勇气都不敢有。总之,“老师群体是高尚的”假定不成立,“师生关系是神圣的”假定就更不成立了。
我认为,“职业化”师生关系有利于“人格平等”和“规范办事”。职业化的前提是:老师遵守职业操守。遵守职业操守也可以将学生纳入“按规矩办事”的框架。遵守“职业操守”有两层意思: (1)您得尽可能地尽社会义务(注:有的尽社会义务是出于真正高尚理由的,而有的尽社会义务是出于被动地满足社会期望的),而尽社会义务本身也在给一个人挣得信誉(Credibility);(2)您得完成您的任务:即您得对得起您的工资。一个普通工人仅仅为了对得起工资而工作,应该没人指责的。但是,如果一个教授仅仅为了对得起工资而工作(而不尽任何应尽的义务),那他会逐渐失去别人对他Professionalism(职业性)和Credibility(信誉)的信心的。
“职业关系”不一定非要与“友谊、友情”等相矛盾的,例如,长期在一起为事业而奋斗的一群人或一些人(这里当然包括导师和研究生啦)完全有可能发展为牢固的友谊和深厚的友情。但是,将“友谊、友情"等带到职场是非常不职业的!难道目前的中国将“友谊、友情"等等带到职场的恶心情形还不够多吗?我以为,只要老师和学生都以“职业”(Professional)的态度和精神去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效率都会上去的。
冯兆东对研究生的建议:
研究生的“职业性”如何体现?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得有“成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后备军”的心理准备。您在做研究生期间“挨饿受冻”是不合理的,您在研究生期间“受到凌辱”也是不合理的。您的劳动是应该被导师在情感上和经济上尊重的,您得学会保护您自己。但是,研究生阶段的您不仅仅是在给老板“干活”,您也在为您自己“增长才干”和“积累资本”干活。所以您的一部分劳动“被看作是学费”也不是没有的道理的。
研究生阶段是学习和长进的阶段,如果导师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你就“谦虚地”去学习和长进吧。如果导师不像话,您就设法早点离开吧。如果您毕业后仍然被您的老师很长久地“吃定了”,您也应该及早离开,因为您的机会是会被您的导师剥夺的。具体一点: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你得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先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值钱”的人;毕业后的1-3年(或许更长一点)您可能得仍然“靠着导师”(或其他已经成熟的团队)和博士阶段的积累设法“突围”,以便尽快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记着:学者是需要“独立地位”和“独立精神”的。
“职业操守”的一对例子:
我们不要对某一群人的“假定标准”太高(对政治家也不应该假定过高)。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遵守职业操守,因为它关乎到这个社会的“有秩序、有效率”运行。下面是一对我自己“刻骨铭心”的对比(我自认为: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基金申请和评审都有足够的经历)。
(1)美国国家基金委(NSF)的项目评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Lonnie Thompson(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在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文集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完全受制于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在美国NSF项目的评审过程中,公正性完全是靠整个社会对“职业操守”(即Professionalism)的尊崇来实现的。违反“职业操守”被视作“邪恶之行,下贱之作”。例如,如果一个评委直接地或间接地告诉项目申请人:“我为你的项目说了好话”,这个评委很可能面临双重“羞辱”:首先,该申请人会认为该评委侮辱了他(申请人)的努力和智商;其次,申请人一般都会散布“该评委不守职业操守”的消息。人们普遍对“不守职业操守”十分不屑。
(2)中国国家基金委(NSFC)的项目评审。虽然中国的国家基金委确实是中国基金运行行道里最为规范的一家,但我们的社会不规范也仍然被带入基金委的项目评审过程。再重复一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Lonnie Thompson在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文集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完全受制于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只有整个社会建立了对“职业操守”(Professionalism)的尊崇,公正才能实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操守”问题目前几乎成为了整个科学家群体的问题。举个例子:每年评审项目时总有人打电话:“我的本子是否到你手里了?如果到了,那你就照顾一下吧”。也有人打电话讨好地告诉你:“你的本子到我手里了,我会给你说好话的”。
显然,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和尽快地重塑我们的科学文化,使“不守职业操守”彻底失去市场。这句话不仅适合于导师,也适合于研究生。毫无疑问,遵守职业操守的导师是高尚的,遵守职业操守的研究生也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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