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的归凯撒，撒旦的归撒旦

（副标题：科学归科学家，管理归领导者）

冯兆东

2014-08-23

1．再议“官员们热心于参选院士”

先说“学者爱当官”。学者们追求“官位”有时是本能的，因为“官本位”文化确实深入人心啦（它毕竟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了），但有时是被迫的，因为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同事和学生都希望有个“体面并有权势”的人既能为大家挣得颜面，也为大家争得好处。而且，当官也蛮过瘾的，因为有人为他“点头哈腰”，有人为他“奴颜婢膝”。再说“官员爱学术头衔”。我猜想，两个理由可能导致了官员们对“学术头衔”的疯狂。第一，“对有学问的官员更为敬重”一直是“官本位”文化的极致表现。历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宫廷戏也是这么表达的。自然，那些已经升了官的学者们获得“学术头衔”就成了一件近水楼台的易事。第二，“有学术头衔”的官员确实比“无学术头衔”的同级官员有更多的好处。例如，院士真的要比院士的等价官阶──副省级──划算许多，因为院士是终身的，而副省级却不是。

2．再议“学术认可度”

美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总是由那些长期热心于地理学会事业，而且学术上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去担任。在地理学会任过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的学者中几乎没有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甚至连院长也是极少见的）。相反，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几乎全是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过去很多年我一直参加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年会和欧洲地学联合会的年会，他们每年都颁奖给那些在地球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我统计了一下，那些获奖者几乎全是一线学者，很少有院长或副院长的名字出现在那份获奖名单中，更不用说校长和副校长了。在上述的大型会议的颁奖过程中，他们也从来不邀请“高官”来颁奖，颁奖者一般都是该学会的理事长，甚至大多都是该学会的分会会长。获奖者也没有把“奖项级别与颁奖嘉宾的官阶对应”的思维习惯，获奖者的荣誉感来自于“同行的认可”。

3. 再议“在中国办国际性杂志”

“官本位”文化阻滞了中国科学国际化的进程。由于读不懂一些发表在中国SCI源英文期刊的文章和审稿意见，我慢慢地对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有了偏见。即便是《中国科学》，它取得的认可度也不令人满意（其子刊的影响因子多在1.4以下）。Aeolian Research《风沙研究》的飞速进展可能对我们有启迪作用。它是一份由几位并不出众的学者于2009年创办的杂志，于2010年入选 Web of Science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它目前（2014）的影响因已经达到2.9左右。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际学术刊物都是按同一规律管理和运行的。第一，所有文章的英文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第二，文章的科学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既然是英文杂志，就一定要追求“彻底英文化”，那样才能让“已经被英文化”了的读者感到亲近和舒畅，因此它的影响力也会上升。至于第二条（即：科学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要达到的难度更小。当然，为了把好“科学质量关”，它应该严防有“私货”进入（这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并不容易）。谨记：只要有低于标准的“私货”进入，这个杂志的学术声誉就会受到“夸大的”负面影响（“一只老鼠祸害了一锅汤”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认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进展比《Aeolian Research》进展更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以“官本位”文化为主线的办杂志的理念和管理方式有问题。西方的许多杂志的成功主要靠“个人责任制”或“主编声誉制”来维持。也就是说，一个杂志的声誉并不是靠它的“编辑委员会”的级别和阵势来维持的，而是靠“主编”的亲自主编来维持的。“主编”并不一定是著名学者，但他（她）一定是在英语方面和杂志主题的专业方面（如地球科学）有“被同行认可的经验”。一旦当了“主编”，他（她）一定会将编辑好杂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追求。也正是为了维护和提升杂志的声誉和“主编”自己的声誉，“主编”一定会关注每一篇提交到该杂志的文章！在中国呢？一个包括几乎所有该领域名人的“编辑委员会”便是最显眼的特点。例如，我数出了80位《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中国编委和20位外国编委。我也关注了《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s》，它有41名编辑委员会成员（Editorial Board）和35名科学编辑（Scientific Editors）。为什么我们主办的国际性杂志的进展很慢呢？因为它们的“主编”和“副主编”大多是“官员型学者”或“学者型官员”。他（她）们要么职业水准不够（或英文不好，或在与杂志主题有关的专业方面不很在行，或缺乏英文发表经验），要么在时间上不够投入（因为“主编”和“副主编”大多是行政事务缠身的大忙人）。总之，我们应该聘请那些在英语方面和杂志主题的专业方面有“被同行认可的经验”的人来做我们的英文杂志的“主编”。而且，“主编”一定要主编，坚决和彻底地“取缔”目前盛行的官员型“主编”靠奴役别人的劳动来维持他（她）自己光环的做法。

4. 学术官员与一线学者必须彻底分流

“撒旦的归撒旦，凯撒的归凯撒”。国家领导人说过：当官就别想发财，发财就别想当官。同样地，当官就别占领学术位置，要做学问就别去当官。从人的本性来讲，“撒旦的归撒旦，凯撒的归凯撒”是最合理的运行方式，因为那样可以给人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不仅仅是在官位上）做出“惊世”成就提供可能。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公平，更是为了维护学术环境的健康。我建议：以后在学术职务选拔、学术职称评选、学术评奖、学术组织任职、科研资源分配等方面绝对地向“一线科研人员”倾斜。

学术管理人员必须职业化。学术管理的复杂程度和管理者的责任要远远要大于一个“学术团队”的复杂程度和其领导者的责任。首先，要淡化甚至淡出“学术水平”在选拔学术机构（如大学和研究所）领导过程中的分量。例如，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审时度势的教育家，是一位组织能力很强的实践者，是一位很会替学校找资源的外交能手，是一位能吸引人才的“平台搭建”高手。比尔·盖茨反复地讲过，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太可能既具组织才能又具学术才能的。即使极个别人兼具二者，他（她）的时间也不会容许他（她）“双肩挑”的。学术机构管理者的职业化既可以保持他们（如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们）不与民争利（即抢资源，抢奖励，甚至抢院士提名），还可以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说得好：“如果要当官，你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因为你需要专注于你的新工作”。再次，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要当官，“为了科学研究去读书”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成功地建立起来。也正是由于“官本位”文化的困扰，中国一直缺乏能够全心全意和终生追求科学的优秀科学家。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历史根基很深，社会现实原因也很复杂，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却是不难找到的。只要能将“官本位”思想和做法彻底驱出学术界，只要能将科学的独立精神充满学术界，这个问题也可能就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