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驱除“官本位”思想和做法，中国的学术秩序才能恢复正常

冯兆东（2014-05-20）

一、          一些类似“前言”的话

“官本位”文化是科学的天敌。一位叫戴维斯的晚清西方汉学家总结道：“虽然财富会带来一些社会影响力，但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因为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至于科学研究吗，它在中国的境遇要比商业悲惨得多，探索科学是既赚不到钱，也捞不到功名的行当。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要当官，“为了科学研究去读书”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成功地建立起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我的一位学生总结得好：“虽然现代社会对读书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当官的读书人是最体面的读书人”。我认为，这样的价值观早就应该被彻底抛弃了，因为它阻滞了社会的“常速”进步。下面我用一些我自己熟知的例子来说明：“官本位”思想和做法在为我们的竞争者（包括敌对的竞争者）提供“打败”我们的武器，因为它在“阉割”中国科学的整体竞争能力。

二、          一些例证

2.1．个人层面的问题

   “官本位”文化伤害科学的严肃性。大约二十多年前，一位在西北某高校读博士的M先生（我认识他）正在实验室“非常不规范地”做着他的博士论文所需要的实验。他的同学劝他（M先生）还是认真点的好。M先生的回答是：做学问和拿博士学位只是为将来当官做个台阶而以（他是在职博士），何必那么认真呢。果然，M先生博士学位拿到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科学院属西北某一研究所的副所长和所长。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起类似于云南副省长“沈培平博士事件”的学术事件。一位由科学院去宁夏挂职的“核物理学士”L先生为了升官，在西北某一大学的地理系去读博士。奇怪的是：L先生的博士论文与他要升的官毫无关系（注：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3万年前至5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湖相沉积中的介行虫），而且他的论文的大部分工作是由他的导师替他完成的。还有一个我熟知例子。有一位学问做得很不错的处长，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的科研项目的质量难以保证。我劝他早日放弃处长官职，专心地去做好他的项目。他的回应是：放弃不了呀，这玩意儿上瘾哎。处长位子既可能为他继续升官做铺垫，也为他的“良好自我感觉”提供保障。上述问题在大学和研究所里具有普遍性。

2.2．体制层面的问题

2.2.1．对“官员们热心于参选院士”的议论

“官本位”文化误导科学家群体。南方都市报（2014年01月13日）报道，“高校科技界滋生和蔓延‘官本位化’倾向，学术职务选拔、学术职称评选、学术评奖、学术组织任职、科研资源分配等依据的不是学术贡献的大小，而是官阶的高低”。该报还报道，“2009年新增选的3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八成为高校、研究机构、大型国营企业的现任官员”。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问题：学者爱当官，官员爱学术头衔。先说“学者爱当官”。学者们追求“官位”有时是本能的，因为“官本位”文化确实深入人心啦（它毕竟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了），但有时是被迫的，因为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同事和学生都希望有个“体面并有权势”的人既能为大家挣得颜面，也为大家争得好处。而且，当官也蛮过瘾的，因为有人为他“点头哈腰”，有人为他“奴颜婢膝”。

再说“官员爱学术头衔”。我猜想，两个理由可能导致了官员们对“学术头衔”的疯狂。第一，“对有学问的官员更为敬重”一直是“官本位”文化的极致表现。历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宫廷戏也是这么表达的。自然，那些已经升了官的学者们获得“学术头衔”就成了一件近水楼台的易事。第二，“有学术头衔”的官员确实比“无学术头衔”的同级官员有更多的好处。例如，院士真的要比院士的等价官阶──副省级──划算许多，因为院士是终身的，而副省级却不是。甚至一个“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副校长常常比无显著学术头衔的校长要牛气得多。如此一来，科学家便有了成功的秘方：先做出一些成绩，以便被提拔到处长位置上去。在处长位置上掌握一些资源，以便扩大自己的成绩，为当校长或副校长打好基础。如果有幸当了校长或副校长，他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佳候选人”，因为他有权和有资源去雇佣“脑力劳工”为他打造一个还能拿的出手的简历，而且他在校长和副校长的位子上十分方便地建立了“当选院士”所需的社会网络。

2.2.2．对“学术认可度”的议论

我对中国的学会组织形式很不以为然。例如，美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总是由那些长期热心于地理学会事业，而且学术上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去担任。在地理学会任过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的学者中几乎没有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甚至连院长也是极少见的）。相反，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几乎全是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过去很多年我一直参加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年会和欧洲地学联合会的年会，他们每年都颁奖给那些在地球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我统计了一下，那些获奖者几乎全是一线学者，很少有院长或副院长的名字出现在那份获奖名单中，更不用说校长和副校长了。在上述的大型会议的颁奖过程中，他们也从来不邀请“高官”来颁奖，颁奖者一般都是该学会的理事长，甚至大多都是该学会的分会会长。获奖者也没有把“奖项级别与颁奖嘉宾的官阶对应”的思维习惯，获奖者的荣誉感来自于“同行的认可”。

2.2.3.对“学术会议安排”的议论

我对中国的学术会议也很有看法。西方的学术会议是不设主席台的，当然就不会有一群“高明的学者”坐在主席台上供观众瞻仰了。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只有20多人参加的美国小型学术会议。会议的目标很清楚：邀请那些对“北大西洋冰伐事件”感兴趣的学者来大鸣大放，毫无顾忌地发表对当时才发现的“北大西洋冰伐事件”的意见。一连几天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他们总算形成了一个：去证实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几个假说”的研究方案。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德国人组织的小型学术会议。为了鼓励“平等”地参与学术辩论，他们甚至在注册时连参会者的学术职务都不填写。相反，中国的学术会议的“做秀”成分太浓：先是请一批官员发表长篇大论，然后再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一群“高明的学者”（大多为院士）逐一发言。学术会议的半天或一整天就被这样浪费掉了，到了进入会议的“分会报告”时，上述那些大人物早已溜得不见踪影了，普通参会者想找这些大人物学习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其实，他们大多都是过了时的学者）。我的批评是：中国的学术会议既将中国的学术“过分地高尚化”了，同时也将中国的学术“不应该地丑恶化”了。“过分地高尚化”指的是：邀请高级别的官员和高级别的学者（通常为院士）来参会，以使学术会议看起来“高尚”或“高级”。“不应该地丑恶化”指的是：学术会议不以解决科学问题或相互学习为目的，而以“做秀”或“摆摆架子”为目的。

2.2.4.对“在中国办国际性杂志”的议论

“官本位”文化阻滞了中国科学国际化的进程。一年多前，为了满足学校对博士毕业生的学术要求，我的一位学生赶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投给了一份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一个多月后，我的学生将他的英文稿和审稿意见传给了我，让我替他修改一下（注：我不是该文的合作者）。我看了他的文章和审稿意见之后给我所有的学生传话：希望他们不要向该杂志投稿了！很可惜的是：我既没有读懂他的文章（英文），也没有读懂审稿人的意见（英文），而且我不认为是由于我的英文不好才使得我读不懂。之后，我翻阅了另外三份国内办的地学方面的英文杂志，我对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的偏见更深了。

《中国科学》取得的认可度是不令人满意的。我对《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一向持有敬意，过去十年里，我的学生和我在这两份杂志上发表了近十篇文章。不过，我认为，他们（《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美国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最新的期刊引文分析统计报告（2010）表明，《中国科学》系列英文版期刊的SCI影响因子取得重大突破，8种期刊中7个影响因子上升，其中5种期刊超过1。我特别关注了《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它目前的影响因子为1.3左右。我不认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取得的认可度是令人满意的。我的理由有以下几条：①中国研究地学问题的科学家总量不小，②中国近年在地球科学方面的研究经费投入不小，③中国在地球科学方面成果的质和量都一直在急速上升，④由于受语言（英文）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成果不能及时地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⑤《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已经是一份有“悠久历史”的科学杂志啦。我想说的是：上述这些理由都为我们办好一个影响因子更高的《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创造了条件。我这里举一个我曾经很不看好的国际英文杂志的发展历程的例子。Aeolian Research《风沙研究》是一份由几位并不出众的学者于2009年创办的杂志，它于2010年入选 Web of Science的ScienceCitation Index Expanded。它目前（2014）的影响因在已经达到2.9左右。我认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没有理由办得不比《Aeolian Research》更好一些。为什么它的长进很慢呢？因为我们以“官本位”文化为主线的办杂志的理念和管理方式有问题（我在后面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

三、          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办法

3.1．学术官员与一线学者彻底分流

“撒旦的归撒旦，凯撒的归凯撒”。国家领导人说过：当官就别想发财，发财就别想当官。同样地，当官就别占领学术位置，要做学问就别去当官。从人的本性来讲，“撒旦的归撒旦，凯撒的归凯撒”是最合理的运行方式，因为那样可以给人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不仅仅是在官位上）做出“惊世”成就提供可能。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公平，更是为了维护学术环境的健康。换句话说，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里，学者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建议：以后在学术职务选拔、学术职称评选、学术评奖、学术组织任职、科研资源分配等方面绝对地向“一线科研人员”倾斜。

学术管理人员必须职业化。学术管理的复杂程度和管理者的责任要远远要大于一个“学术团队”的复杂程度和其领导者的责任。首先，要淡化甚至淡出“学术水平”在选拔学术机构（如大学和研究所）领导过程中的分量。例如，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审时度势的教育家，是一位组织能力很强的实践者，是一位很会替学校找资源的外交能手，是一位能吸引人才的“平台搭建”高手。比尔·盖茨反复地讲过，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太可能既具组织才能又具学术才能的。即使极个别人兼具二者，他（她）的时间也不会容许他（她）“双肩挑”的。学术机构管理者的职业化既可以保持他们（如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们）不与民争利（即抢资源，抢奖励，甚至抢院士提名），还可以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说得好：“如果要当官，你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因为你需要专注于你的新工作”。再次，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要当官，“为了科学研究去读书”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成功地建立起来。也正是由于“官本位”文化的困扰，中国一直缺乏能够全心全意和终生追求科学的优秀科学家。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历史根基很深，社会现实原因也很复杂，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却是不难找到的。只要能将“官本位”思想和做法彻底驱出学术界，只要能将科学的独立精神充满学术界，这个问题也可能就基本解决了。

3.2．在中国办好国际科学杂志的可行处方

如前所述，由于读不懂一些发表在中国SCI源英文期刊的文章和审稿意见，我慢慢地对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有了偏见。即便是《中国科学》，它取得的认可度也不令人满意（其子刊的影响因子多在1.4以下）。Aeolian Research《风沙研究》的飞速进展可能对我们有启迪作用。它是一份由几位并不出众的学者于2009年创办的杂志，于2010年入选 Web of Science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它目前（2014）的影响因已经达到2.9左右。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际学术刊物都是按同一规律管理和运行的。第一，所有文章的英文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第二，文章的科学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我们主办的英文杂志（包括《中国科学》）的英文都多多少少会有些问题。先不要说那些频繁发表我读不懂的英文文章的杂志，就是《中国科学》的英文仍然没有把好关。我的经历告诉我，《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英文也仍然没有脱开Chinglish（中国英文）的水准。既然是英文杂志，就一定要追求“彻底英文化”，那样才能让“已经被英文化”了的读者感到亲近和舒畅，因此它的影响力也会上升。至于第二条（即：科学水平必须达到该杂志的最低要求），要达到的难度更小。我上面已经陈述了五条理由来说明：我们办好一个影响因子更高的《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是有条件的。当然，为了把好“科学质量关”，它应该严防有“私货”进入（这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并不容易）。谨记：只要有低于标准的“私货”进入，这个杂志的学术声誉就会受到“夸大的”负面影响（“一只老鼠祸害了一锅汤”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认为《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进展比《Aeolian Research》进展更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以“官本位”文化为主线的办杂志的理念和管理方式有问题。西方的许多杂志的成功主要靠“个人责任制”或“主编声誉制”来维持。也就是说，一个杂志的声誉并不是靠它的“编辑委员会”的级别和阵势来维持的，而是靠“主编”的亲自主编来维持的。“主编”并不一定是著名学者，但他（她）一定是在英语方面和杂志主题的专业方面（如地球科学）有“被同行认可的经验”。一旦当了“主编”，他（她）一定会将编辑好杂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追求。也正是为了维护和提升杂志的声誉和“主编”自己的声誉，“主编”一定会关注每一篇提交到该杂志的文章！在中国呢？一个包括几乎所有该领域名人的“编辑委员会”便是最显眼的特点。例如，我数出了80位《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中国编委和20位外国编委。我也关注了《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s》，它有41名编辑委员会成员（Editorial Board）和35名科学编辑（Scientific Editors）。为什么我们主办的国际性杂志的进展很慢呢？因为它们的“主编”和“副主编”大多是“官员型学者”或“学者型官员”。他（她）们要么职业水准不够（或英文不好，或在与杂志主题有关的专业方面不很在行，或缺乏英文发表经验），要么在时间上不够投入（因为“主编”和“副主编”大多是行政事务缠身的大忙人）。总之，我们应该聘请那些在英语方面和杂志主题的专业方面有“被同行认可的经验”的人来做我们的英文杂志的“主编”。而且，“主编”一定要主编，坚决和彻底地“取缔”目前盛行的官员型“主编”靠奴役别人的劳动来维持他（她）自己光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