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的融合：需要反思的

冯兆东

2016-10-24

一、1949年稍后的“海龟”

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许多事让几代“习惯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与随之失去皇权的皇帝和皇族们一样饱受了无尽的屈辱。与那些失去皇权的皇帝和皇族们不一样的是：不少“习惯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饱受了无尽的屈辱后，等到了1949年 ----- 中国不仅被完全地统一了，而且有了饱受了无尽屈辱后的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那种“精气神”。那种“精气神”吸引了不少的“海归”回国报效祖国，他们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的贡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们基本上是被“精气神”吸引而“海归”的，但他们回国以后的“融合”历史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有的是一直被过分地宠着。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与时俱进”地做好着随时“融合”的准备。有的呢，等到“精气神”用完了之后，就不再能适应那个政治风云变化无常的时代了。于是呢，他们中有的人就被那个“政治风云多变”的时代所抛弃，有的干脆自暴自弃。有人总结道：1949年之后的那批“海龟”的融合可以作为今天的“海龟”融合的范例。我认为那样的结论是太过于简单化了的。

二、现今“海龟”融合的成功范例

闭关锁国了许多年后，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公费派遣了不少留学生留学西方，以期用最有效的方式缩短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自然了，“海龟”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做了突出贡献的。如果需要树立典型的话，张尧学院士应该是新时代下“海龟”成功融合的典型。以下是张尧学院士的简简历，它似乎可以揭示新时代下“海龟”成功融合的轨迹。需要强调的是：张尧学院士只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实际上呢，有一大批类似的“海龟”呢。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团队于2015年1月9日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获奖项目为：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张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90年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9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师、副教授、教授。1999年6月至2000年6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2000年6月至2001年5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2001年5月至2009年6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9年6月至201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11年11月至今，中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三、日本人“获诺奖”的启示

陈安在他的科学网博文里讲道：虽然我们有了屠呦呦，可是我们还是焦虑。焦虑对于我们而言，更多并非是事情本身，而是比较出来的不舒服。今天，日本人拿诺贝尔科学奖拿到手软，我们就更加不舒服了。虽然不少人给出了不少的理由来解释日本的学术成功，但是，我（冯兆东）觉得两点最为重要。第一点：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的脱亚入欧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制度、技术、科学，经过了若干年的重视教育，慢慢成长为亚洲的重要国家。事实上，从脱亚入欧到现在，日本的西方联系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日本甚至不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第二点：虽然日本学界的阶层感比西方的阶层感要强烈，但是有一点他们（日本）与西方国家无异，那就是他们（日本）和西方一样，学界与官场是绝对分开的。而且，他们（日本）也和西方一样，“官本位”在他们那儿没有那么地盛行。例如，他们（日本）和西方一样，诺尔奖获得者都是那些规规矩矩的和甘愿坐穿冷板凳的学者，并不是校长、院长之类。

旅日华人学者王波在筑波大学读博士时，认识筑波大学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教授。他说，在得奖之前，白川教授在筑波大学可以算是默默无闻，退休后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保留。就在他退休半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筑波大学才给了他一个名誉教授职称。王波说，日本科研人员非常有专注精神，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精益求精。有人早上7点来到研究室，晚上很晚才回去，能长期沉浸在科研当中。今年获奖的大隅良典教授71岁了，依然每天泡在实验室里。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周豪慎教授也说，日本很多基础研究人员能够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一定会想得到多大的成果和利益。很多人在经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静下心来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科研工作。

四、张海霞给出过两个有参考价值的例子

张海霞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海龟”的优秀学者（姑且叫他王先生吧）很年轻时就做出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在国内导师的扶持和学校的运作下，他成为了各种评审专家和大课题负责人等炙手可热的人物，戴上了领军人物和诸多“官帽”。虽然年轻轻的他越来越远离科研一线了，但他被圈内广泛认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最佳人选。

与上述那位“海龟”的优秀学者（即王先生）同龄的一位留在美国的学者（姑且叫他张先生吧），美国名校毕业后到一个一般般的大学开始了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他几年后成了该领域的一个小牛人，逐渐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气。于是他被另一所一流大学挖角，这所大学为他提供了更好的科研条件并且吸引到了更强的学生，他更是刻苦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做出了让国际学术界惊讶的成果。

五、社会无需引诱“海龟”去登“官本位”的船

我读到过不少和亲眼看到过不少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他们也可能处在有点“偏执狂”的状态，但是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书上说，爱因斯坦疯狂的追求科学时并没有想着要“获得诺贝尔奖”的事，也没有做“变成百万富翁”的德国梦或美国梦。一位板块构造理论的启始人（魏格拉）不顾别人的反复讥笑，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寻求能够支持他的理论的证据。书上说，他的坚持不懈不仅不是“为了名利”，而且连“为了生计”（如：提职提薪）都算不上（自然啦，他的生计可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吧）。

我熟知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布劳科（Wallace Broeker）教授算是我见过的“活标本”。出生于1931年的他，28岁（1959）拿到博士学位后，一辈子从未间断地和专注地从事了他热爱的《冰期世界》研究五十多年。加班加点的人群中有他，疯疯癫癫地去赶听大大小小的学术报告会的人群中有他，一个来访者（只要与他的学术兴趣有关）总逃不过他的“挖人家大脑”（digging brain）的（即：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从一个会议厅向另一会议厅急忙“流窜”的人群中也有他（即：赶听他自己感兴趣的报告）。虽然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我没有见过他的“院士派头”：没有专车、没有秘书、没有坐过主席台、没有人因为他是院士而“肃然起敬”、据说他的工资也不是“太明显高于同行”的。不过，我觉得他不仅很享受他的科学研究过程，他也似乎还是很享受他挣来的科学“威望”（prestige）的（这一点我不怪他）。

六、如此成功的“海龟”：我不屑

在中国这么一个“儒气”很重的国家，“官学兼顾，才能成功”的秘方在将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很管用的。如此的一批“优秀并成功的学者”的座右铭是：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科学，他们只是“借着科学平台”达到“成功的彼岸”。什么是“成功的彼岸”？有身份、有地位、有专车、有秘书、有主席台坐、有权力、有人为他起立、有人为他垂目。听一听吧，这与封建时期人们对科举的疯狂追求有什么区别？丝毫没有！过去几千年来，如此的“成功的彼岸”一直是学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互联网盛行的21世纪了，虽然中国早在1911年就割去了皇帝，但如此封建式的“成功的彼岸”仍然是不少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七、再次呼吁：驱除“官本位”，恢复学术秩序的常态

“官本位”文化是科学的天敌。一位叫戴维斯的晚清西方汉学家总结道：“虽然财富会带来一些社会影响力，但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因为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至于科学研究吗，它在中国的境遇要比商业悲惨得多，探索科学是既赚不到钱，也捞不到功名的行当。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要当官，“为了科学研究去读书”的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被成功地建立起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我的一位学生总结得好：“虽然现代社会对读书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当官的读书人是最体面的读书人”。我认为，这样的价值观早就应该被彻底抛弃了，因为它阻滞了社会的“常速”进步。

八、不要将“融合”与“非学术变量”挂钩，以调动所有“海龟”的积极性

学术如同种田，它就是一份职业。无需将学术“用官本位的方式”去“高级化或高尚化”。正如无需将太多的社会标准（包括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引入“农民界”一样，我们也根本无需将太多的社会标准（包括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引入“学术界”。我们不要设立太高太多的社会标准（包括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也许以下四点就足够了：（1）守信用（即诚信），（2）守职业操守（Professionalism），（3）守规矩（如：交通规则等），（4）守法律。更高尚的东西呢，可以提倡，但无需作为“学者进步的”标准。那么，除去了“官本位”后，学者的荣誉感从何而来？（1）同行的认可，（2）发表的被正面引用，（3）一场受欢迎的报告，（4）一门受欢迎的课程。当然，你的成果转化为产品肯定值得你骄傲啦。还有，你的科学成果改善了社会的运行也是值得骄傲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