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复兴问题及其他

基湘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至少有两个参照系：纵向历史上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与横向地理空间上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一段时间以来，民国高等教育成为高教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一个小小的热点。记得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时曾见陈丹青所绘“国学研究院”一画颇为传神，我想陈丹青一定是在仔细琢磨国学研究院诸位导师肖像基础上设计绘就的。        

    在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两位“导师”偏向历史——陈寅恪虽为语言天才，但他的成就集中在历史领域且以深度见长；梁启超可谓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但其学术作为，重点也在历史领域，广度是其特色。另两位“导师”偏向中文——中国语言文学——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超凡脱俗，《人间词话》有天籁之音，更死得决绝；赵元任爱好广泛，但在语言学领域更为出色。遗憾的是，老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的学术星空，存在短暂的数年（1925-1929）之后便销声匿迹。

   80年后的2009年，清华又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然而新的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优势与重心却与老清华的国学研究院迥然不同，即由文史转向哲学——因为新的国学研究院正副院长都在哲学系任职。新中国在哲学领域的创造颇为有限，所以以哲学为重点或许没有什么不好。哲学建立在（哲学）历史基础上，但哲学不等于哲学史——窃以为这种差异要引起特别注意。解放后的北大哲学系几乎集中了全国的哲学精华，但不足之一就是走向了哲学史，而且以中、西、马为重心罗列之——这些多属述评性的东西，而不是哲学本身。

   “国学”的重心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相对而言，西方还有所谓的“汉学”或“中国学”。汉学的重心主要是传统的文史哲；但如果说到“中国学”，那么现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才是西方关注的重点。有关本国的历史研究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不过对国际学术的影响所在却在”原理”或“原则”，就此而论，国学研究院不能不在历史关注与原理关注之间有所平衡。            

   各位或许都到过中国的大学或中小学，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尊孔子塑像——儒家的祖师爷，老师的化身。不过就我个人偏好，我更愿意推荐大中学校——乃至政府公司——塑一尊孙子（武）塑像（当然不要一哄而上）。因为儒家重在内在修养基础上的修齐治平，而兵家则以一种战略思维和行动统摄世界。孔子在智慧方面罕有论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查遍《论语》，几无“智慧”），老子甚至主张“绝圣去智”，但孙子则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者，领导也；领导者，智勇也——智慧是第一位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儒道主导，因此在智慧方面有所不足，就此而言，重塑孙子塑像，实际上就在张扬智慧和勇气。  

   重建中国的学术自信，途径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包括国学——寻找学术启迪。而中国学术复兴的表现之一可能是新诸子百家的复兴，也即新易学、新儒学、新道学、新法学、新释学、新兵学等的出现。具体言之，即在借用诸子语言基础上，赋予其学术-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在思想理念上，在研究方法上，也在现实实践上。

   实际上国学不仅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还包括中医、建筑、国画、音乐、民间艺术（所谓非物质遗产）等等领域。我很想知道故宫、天坛、颐和园是谁设计的——不可能是西方人设计的——但是我不知道掌舵的建筑设计师姓甚名谁（哪位“先进”能告诉我？）。据说俺出生不久即出痘，差不多小命不保，但一碗姜汤护理之后即“起死回生”——回天有术，可见中医有其妙处。至于音乐，苏联的卫国歌曲、美国的乡村音乐都令人愉悦，但任何音乐听多了都烦，此时中国传统音乐乃至民间小调也堪欣赏。窃以为，这些都是或大或小的国学范畴。

   回到国学研究院的重建问题，窃以为就是重塑新诸子百家的问题。历史固然重要，但相对原理或原则而言，它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推出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全球所用的重大知识创新，国人才能信服，老外才能折服。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