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支持年轻科研人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发表于《科技导报》2009年17期）

 

科学史表明，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由年轻科学家完成的。或者说，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尽管随学科而异，但都落在人们科学生涯的较早期阶段。因此，应该给年轻人创造较好的工作、科研与生活条件，使其科学创造的年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近来，科学网上的很多博主都认为，我国研究生的待遇太低，他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下面，我想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明：什么样的待遇是有利于年轻科研人员成长的。

我是1982年初考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即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班的。与现在的研究生相比，有几个重大差异：

第一，   我们那届，全所一共招5位研究生，现在本所每年招三十多位。因此我们每

个人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比现在要高得多。

第二，   我们就读研究生期间，每人都有助学金，其数额为研究生毕业时将获得的工资

的80％。所内给研究生安排了单身宿舍，我们凭助学金过日子是没有困难的。而且，我们的医药费报销待遇同正式员工是一样的。

第三，   我们5位同学毕业后肯定留所，不用为未来的就业岗位担忧。而且，由于我们

几位今后都将在本所国外情报研究部工作，该部门早早地就给我们每人分配了办公桌，我们与在编正式研究人员在同一办公室里，这样我们可以观察老同志是怎样工作的，也可以加入到他们的研究项目中去。请注意，是“可以加入”，而不是为老板打工式的“必须加入”。

部分由于我们的“待遇”较好，我们每位同学都是学习态度十分自觉。在读研期间，

除了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撰写外，我们几位同学还合译了一本学术专著《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我自己争分夺秒读了很多文献，几乎每个星期天（当时是每周6天工作制）都泡在本所的图书馆里。由于我的英语较好，本所翻译公司曾多次问我愿意不愿意替他们翻译一些东西，我一次也没有答应过。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很注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阅读相关文献上，而翻译公司的活则很杂，几乎与本专业沾不上边，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助学金足以维持生存，翻译公司的翻译稿酬对我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毕业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岗位都很明确，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例如，我被分配在国外情报研究部的国别研究组工作，领导分工我跟踪北美地区的科学技术情况，举凡美国与加拿大发生的一切与科学技术战略、科学技术政策以及科学技术成就相关的情况，我都要熟悉和了解。工作两年多后，领导之所以派我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科技处担任外交官，一是因为我的跟踪研究使我对美国科技情况已经比较熟悉，有助于做好科技外交工作，二是因为驻外经历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今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美国科技问题专家。遗憾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科研机构普遍面临的经费拮据，国外情报研究部的国别跟踪组架构就逐渐解体了。

现在虽然形势变了，但是，过去的做法是否就全然不可借鉴了呢？我觉得不是的。

首先，我觉得，对于支持年轻科研人员来说，相对稳定的收入和明确、恒定的职责要求，可能比增加面向年轻研究人员的基金支持额度要更有效。由于科研人员总量的增加，申请基金的难度必然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如果凡是申请不到科研经费者，基本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则年轻科研人员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做科研，他们肯定要想方设法挣些“外快”，至于这些外快与自己的专业、自己的课题是否关系紧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其次，需要区分学术导向与非学术导向的研究生。现在研究生数量那么大，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研究生教育肯定是旨在培养学术研究人员，如果谁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那就别考研究生好了。现在，很多人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就业实力、为了进入大城市、为了进入政府机关等等而考研究生，并非对学术生涯有多大兴趣。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但是，如今确实需要区分两类研究生。真正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是少数，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程序判断出一个人对科研兴趣的强烈程度和在科研道路上发展的长期潜力，对于少数看准了的科研苗子，仍可考虑沿用过去的支持方式。对于几乎百分之百打算毕业后转行的多数研究生，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调整对他们的培养方式与课程设置，免得他们因发表论文数量和档次不够而毕不了业（那适宜于要求学术型研究生），也免得他们走上就业岗位后手足无措――他们改行后的就业岗位并不需要其专业性很强的技能，但他们的通用性技能又相对较弱。当然，由于他们今后多半不搞科研，那么，增加了的科研经费也基本上不用再考虑用到他们身上。如果不区分两类研究生，对所有研究生一视同仁，则科研经费再增长也不够分的。

再次，领导要敢于向科研苗子倾斜。美国著名生命科学家克雷格. 文特尔在自传《解码生命》中述及，当他读本科期间师从著名科学家卡普兰的时候，卡普兰非常欣赏他，给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而系里的老师却可能是数人共享一间办公室。好在文特尔没有使卡普兰教授失望，由于其杰出的思路和实验，他在本科就读期间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创造了奇迹。在这方面，不需要什么国家政策，基层领导就可以说了算。当然，谁这样做都会担风险：万一看人不准，用人不淑，行使倾斜政策的领导就会受到猛烈攻击。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有时候是领导没有眼力，识别不了千里马，当不了伯乐；有时候，即使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可是现行制度与规定却不给他（她）承担责任的权力。解放前，数学不及格、语文考得极好的钱钟书照样被清华大学录取，如今还可能吗？现行的死板规定，不仅会扼杀当今的钱钟书，也会扼杀偏才型的潜在科研苗子。

    总之，支持年轻科研人员，靠笼统地增大科研经费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识别真正愿意以科研为志业者，需要学术界的领导慧眼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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