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先生在科学网率先提出了“国家需求”谁说了算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国家需求,顾名思义,当然是国家(或者是代表国家行使职能权利的行政机构)才有权最后拍板儿。刘立说,尽管如此,确定国家需求的过程,必须有科学家(专家)的参与。刘立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些分析和讨论。可惜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自己把那篇博文给和谐了。王铮老师的博文《首先是行政制度其次才是中国文化》(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2544),所抱怨的,正是制定国家需求的过程中科技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太重而没有充分征求专家意见的问题。施一公饶毅在《科学》上的短文,则指责科技官员只肯倾听他们喜欢的少数专家的意见,造成了科学家们为了拿到项目不惜浪费时间和精力与科技官员拉关系的现象。
对于不利于科学研究事业健康发展的现象,就应该勇于站出来加以批评。批评现行的政策,这没有什么错,批评的目的是要改善现有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在改善体制和机制方面多下功夫的话,那么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还是必要的。
那么,如何改善973这类大项目的立项机制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更准确客观地确定国家战略需求呢?这些问题,一篇博文是难以回答的。我这里只想从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想法。这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就是:既然大家对科技官员这么有意见,那么假如您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又当如何去确定国家需求呢?
199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科学院科技规划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尽管只是个最底层的机关干部,但也勉强算是个科技官员吧。机缘巧合的关系,我参与过不少关于国家战略的讨论。那个时候,科学院差不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定位不清楚,拿不出多少可以叫得响的成果,研究队伍也在萎缩,并总是受到来自产业部门和高校的攻击。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再放个卫星,那么对于改善科学院的地位和形象,应该是大有帮助的。
于是,当时科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指示规划办组织一些战略研究,目的就是找出科学院自身有优势、能突破,同时还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项目,集中资源组织实施,争取一炮打响,最好是能够在若干重大需求方面全面开花。
根据领导指示,规划办开始组织实施这个重大的任务。我们先后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覆盖了基础研究、资源生态和高技术开发的各个方面,不但请老专家,也请青年专家。我有幸看到了当时的国内顶尖专家们的风采。当年被邀请的不少老专家院士,已经作古;那些青年专家,有些已经成了院士,甚至成了国内科技界的主要领导。
座谈会的进展情况跟我们的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每次座谈会开始的时候,领导同志都要讲话,给会议定个调调。大意是说,我们这是务虚会议,不是立项申请,而是寻找科技的战略制高点,以期找准目标,围绕国家目标,解决国家的重大科技需求问题。尽管调调定下来,但接下来科学家们发言的时候,很快就变调了。一般而言,科学家的发言是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的:头三五句话,赞扬院领导的这个思路很好,接下来,说自己的领域多么重要,再接下来,则是具体地介绍自己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如果成了,一定会解决国家这方面的需求的。如果有模式外的话题的话,不外乎就是批评国家的政策,比如不重视科研,经费不足等等。总的来讲,绝大多数情况下,务虚会都成了立项前期会议。这不能怪科学家们,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寻找国家战略需求,就是立项的前期,只有在这个时候挤进去,才有后面通过立项获得科技经费的可能性。
科学家们讨论的重点,还是自己的项目,很少有专家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家需求做一些高屋建瓴的分析。座谈会开下来,我们手里多了不少类似项目建议书的东西。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建议变成了未来的项目,项目主持人当然就呼之欲出了。
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国家科委(当时还不叫科技部)也在组织二期863 的预研究,大致是要确定在863第一个10年实施后,第二期的主要运行机制和研究重点。我也有幸参与了部分工作,参加了几次科委组织的科学家座谈会。这些科学家的来源,就不限于科学院了,高校和部委研究所也有不少人参与。我的总体感觉,跟科学院组织的座谈会差不多,科学家们大多数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话的重点都放在试图让科技官员和同行们相信自己的研究项目才是意义最重大的。自然,如果863项目指南,由这些科学家编写的话,未来他们就是这些项目的主持人。
尽管我的经历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估计现在科技部在编制项目指南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相信,科技部在确定专家成员的时候,并不是以专家跟科技部官员的关系亲疏为最主要的标准的。作为科技官员,他们还是会努力网罗最有名最优秀的专家的。问题是,可以被吸纳进入专家委员会的科学家总是少数人,不能进入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是大多数。我再斗胆预测一下,就算把这些专家统统换下来,由新一拨专家顶上去,结果估计还是一样,还是会有大量拿不到项目的科学家感到不公平。毕竟,有机会参与编写项目指南的科学家是少数,拿不到大项目的科学家是多数。科学家们,尤其是有一定地位的科学家们,大多是自视很高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项目是最好的,拿不到大项目,批评国家项目管理办法,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这个立项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何才能让大多数科学家都感到公平公正呢?我个人认为,在现有的973框架下,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无论在现有框架下怎么做,这个立项指南都不能够让多数科学家满意。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设法改变现有的973框架。
根据科技部发言人回应施一公饶毅的言论,973的框架,“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
我个人认为,立项原则中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可以修改为“针对严重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等领域,亟需解决而又目标明确的问题,由国家发布指南,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
之所以建议把立项的依据改成“针对严重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等领域,亟需解决而又目标明确的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是亟需解决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需要国家意志来解决的问题。至于原来立项依据中所概括的“根据经济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研究”,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自然科学基金的运行机制得以解决。
这样一来,能够在973的立项的项目就更少了,但一旦立项,目标需要明确,针对性要更强,这正是利用举国体制解决重大问题的思路。而那些前瞻性的研究,还是遵循基础研究的规律,不要由国家来硬性规划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向,而要让科学家们自由探索,并期待他们的自由探索在未来不经意地冒出很多泡泡来吧。这些未来的泡泡,是对我们今天投入基础研究的回报。
以上就是我把自己摆在一名科技官员的位置上进行思考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