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创新散论之二

 

我在《低信任度的社会还能创新吗？  ——文化与创新散论之一》一文讨论了信任（trust）与创新的关系（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9129）。说中国是个低信任度社会，的确令人沮丧。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这是一个文化特质而已。信任度低的国家，不是仅仅有我们一家，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亚洲的阿拉伯国家，都可归入低信任度社会。低信任度社会的人，也不是就等于坏人。高度信任的社会里面，坏人一点儿也不少。

 

民族文化是长期形成的，一时难以改变。这种稳定性才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另外，文化又是复杂的，它像一个大口袋一样，可以装下形形色色的内容，比如语言、习俗、信仰、行为规范等等。这个复杂性使得对文化的研究很难定量化，因为诸多的文化特质里面，没有几个是容易测量的。不容易定量化就意味着在文化研究领域不容易用上数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用不上数学就说明这个研究距离“科学”还远，还处在描述阶段。

 

描述阶段的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关于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重视。他们尝试用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技术进步、民族的行为特征、国家间的联合与冲突等问题。2001年，哈佛大学的Lawrence E. Harrison 和Samuel P. Huntington合作主编了一本名叫“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要紧的文化：价值观如何改变人类进程）的书，里面收录了一些学术大腕儿关于文化影响的重要文章。我在博文里面提到过的Huntington, Lipset, Fukuyama都在榜上。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David Landes，Michael Porter和杜维明。本书颇值得一读，可惜还没有中译本。

 

尽管文化特质不容易度量，也还是有人在定量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这方面的奠基性人物是荷兰人Geert Hofstede。 他领导的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测量了不同国家在5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这5个维度是：（1）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衡量社会权利在组织内部分配的不平等程度；（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衡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是倾向于个人奋斗还是集体努力；（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区分人们是勇于冒险还是稳妥持重；（4）雄性（雌性）气质（Masculinity/femininity）测度一个社会是强调雄心、权力、控制，还是强调爱心、关怀、情感和生活质量；（5）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看人们是更加放眼未来还是更看重短期效应。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指标可以在网上获得，他的研究结果成了很多学者进行文化方面定量研究（empirical study）的基础。

 

然而，Hofstede测量文化维度的目的，在于研究企业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行为特征。这些指标对于研究创新是非常有用的，但这些指标又不能涵盖与创新有关的所有文化特质。比如，“信任度”就没有被包括在Hofstede的文化维度里。看来，要研究文化对创新的影响，仅仅依靠Hofstede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

 

在继续讨论文化与创新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创新的概念。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创新（innovation）是有特定含义的，是跟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这一术语通用的，它指的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或者生产要素新组合在商业中的首次应用。科学发现（discovery）也好，技术发明（invention）也好，如果没有实现其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就不叫创新（innovation）。换句话说，创新包含了比科研活动更为广泛的内容。

 

从文化角度探讨创新活动，通常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Stephen Kline （工程院院士，流体力学教授）于1980年代初最早从文化角度 探讨了美国与日本在创新活动上的显著差异。在德国，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于1987年启动了“技术创新成功的文化因素”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于1990年代以“Culture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为题正式出版（国内有中译本，《文化VS技术创新：德美日创新经济的文化比较与策略建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实证研究，采用Hofstede的测量指标来考察文化因素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不得不说，从文化角度研究创新还基本上处在描述阶段。前面讲到的这些研究，没有能够发展出一个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的概念框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曾经跟着导师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导师申请了一个NSF的课题，带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学生，阅读文献，讨论交流，再加上去企业进行案例考察，最后对影响创新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形成了一个概念框架。

 

总的来讲，我们认为，影响创新活动的文化特质有如下几个方面：

 

1.      信任（Trust）

2.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3.      对隐性（显性）知识的习惯程度（Comfort with Tacit vs. Codified Knowledge）

4.      社会平等与等级制度（Social Equality  vs. Hierarchy）

5.      一致同意基础的决策还是个体决策（Consensus-based or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6.      冒险还是规避风险（Willingness  to Take Risk）

7.      对技术教育重视程度（Technical Education）

8.      长期导向还是短期导向（Long-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

 

这些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分别或者复合起来影响着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结果。这些指标跟Hofstede的测度体系有很大的重合。实际上，我们正式借用了Hofstede的指标，并加以扩展而成了现在的概念框架。我们加入了诸如信任、隐性知识、决策模式和技术教育等因素，使之更加贴近技术创新的特点。

 

至于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还是辅助性的，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创新水平的高低，还是更多地取决于科研开发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一个国家的技术工艺水平与资金投入。不过，辅助性的因素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各种其它因素相当的条件下，辅助因素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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