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大名鼎鼎，自古号称百谷之长，被奉为谷神，与土神社合称“社稷”，代称国家。稷是一种庄稼，简单而神圣。齐思和、游修龄等学者考证认为，汉代以前，稷表示庄稼时专指谷子；汉代以后，稷不再用作庄稼名称。现今，稷作为庄稼名称，却有了三种说法，分别指谷子、黍子和高粱。谷子又称粟，籽粒加工去皮后俗称小米。黍子又称糜子，籽粒加工去皮后俗称黄米，略大于小米，形状和颜色都与小米非常相似。高粱古称秫，籽粒加工去皮后俗称高粱米，形状与小米相似，但比小米要大四五倍，颜色也不一样。高粱秆俗称秫秸，很高，笔者家乡有一种黏高粱，高超过一丈，用途很广，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庄稼。造成这个混乱局面的关键人物首推李时珍，认为稷就是黍子；其次是程瑶田，认为稷就是高粱；胡先骕承续李时珍的观点，推波助澜，几乎把稷就是黍子搞成了定论。

胡先骕先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1912年秋，胡先生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同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1916年，胡先生学成回国，1917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期间全面考察庐山植物。1918年，受聘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生任农科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1925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首次全面整理中国植物，获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仍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33年，胡先生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生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二任会长，提议并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50年，胡先生发表《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认为被子植物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胡先生在大学任教时，总是感到缺少完善的中文教材，决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书中选择重要的经济植物加以叙述。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在《论黍和稷》（农业考古，1984年2期）中，游修龄先生指出，胡先生在《经济植物学》中把黍的三种类型学名分别译为稷型、黍型和穗黍型。稷型又称散穗型，果穗分枝向四面开张，高粱穗最典型；黍型又称侧穗型，果穗向一侧散开并稍微弯曲下俯，稻穗、黍子穗最典型；穗黍型又称密穗型，果穗紧密粗厚，谷子穗最典型。游先生指出，胡先生显然受李时珍的影响，因为李时珍主张稷就是黍，而且对黍和粟的形态描述完全与现代黍、粟的分类学名一致。胡先生声望高，影响大，其稷就是黍子的观点被普遍认同，十分流行。

程瑶田，清代著名学者，精通训诂，提倡“用实物整理史料”以解释古书中的字、词、句的含义，开启史料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水利、兵器、农器、文字、音韵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堪称一代通儒大师。齐思和在《毛诗谷名考》（农业考古，2001年1期）中指出，稷指高粱的说法最早由元代人吴瑞提出，后经程瑶田考证而流行开来。乾隆年间，程瑶田先生在《九谷考》中提出四条证据证明稷就是高粱：一是古书《礼记·月令》说：“孟春行冬令，首种不入。”前人解释“首种”就是说一年中正月最先种植的庄稼，指稷。程先生进而解释说，自己走遍全国，观察访问各地学者老农，没有见到或听说正月播种黍子或谷子的事情，而高粱最早可以在正月播种。二是各种粮食作物中只有高粱最高大，与稷为五谷之长的称号非常相称。三是古书多种并列的五谷名称中，稷和秫（高粱）不会并列出现，但谷和稷却会并列。现今人们称高粱为秫秫，称高粱秆为秫秸。程先生认为，一种事物名称被人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不容易发生变化，因此秫和稷是同一种庄稼。四是古书记载“丰收年景，就是贫穷卑贱的人也会吃上黍子”“贫贱人家主食为稷”。程先生考察发现北方富户人家粮食以小米为主，贫贱人家则以高粱为主。由于程先生开创史料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考证方法，又是大师级人物，其说法显得很有说服力，其稷就是高粱的说法倍受训诂学者的尊崇。

齐思和先生指出，程氏关于稷的考证存在十大错误：其一，稷指谷子是秦、汉时期相沿已久的说法。《礼记·月令》：“中央为土，食用稷与牛。”按五行家的说法，黄是中央的颜色，谷粒为黄色，但高粱只有红白两种颜色，没有黄色籽粒。其二，高粱是外来作物，三国时的《广雅》出现“术稷”一名，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提到“蜀黍”，元朝时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介绍，蜀黍又称高粱、蜀秫、芦穄、木稷、荻粱，由于来自蜀地，形态类似于黍和稷，因此才有上述俗名。其三，小米自古至今是华北主要粮食，历代用作物价标准甚至薪俸的计量单位，由国家存储支配。高粱的重要性从来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四，北方人称高粱为秫秫，是蜀黍一名的讹误，两个名称在北方念来，发音上没有差别。其五，古代五谷之长除稷之外，还有黍、麦为五谷之长的说法，都是指其重要性而言，并非植株高大。其六，高粱不是正月播种，北方一般是谷雨后与谷子、黍子、玉米等一起播种，叫植田；冬小麦收割后播种的玉米、豆子等，称为稚田，通称晚田。其七，以高粱为稷，而以谷子为粱，一误再误。稻和粱是细粮，是富贵人家的主食，谷子不仅普通而且丰产，不可能被视为细粮。其八，程氏一边否定秦、汉人释稷为粟的说法，但在首种、五谷之长中又依据汉人说法，前后冲突。其九，程氏一边称苗为谷苗的专用名称，一边又在解释《诗经》“彼稷之苗”时称稷为高粱，自相矛盾。其十，程氏对于同一本古书，往往可以附会的就认为正确，不能附会就认定为错误，自相矛盾。总之，程氏稷就是高粱的说法，不但不符合古人解释，而且不符合华北实际情况。

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三》中，李时珍考证稷就是黍的原文：稷从禾从畟，畟音即，谐声也。又进力治稼也，诗云“畟畟良耜”是矣。种稷者必畟畟进力也。南人承北音，呼稷为穄，谓其米可供祭也。《礼记·祭宗庙》稷曰明粢。《尔雅》云：粢，稷也。罗愿云：稷、穄、粢皆一物，语音之轻重耳，……。弘景曰：稷米，人亦不识书记，多云黍与稷相似，又注黍米云穄，……。苏恭曰：吕氏春秋云饭之美者，有阳山之穄。高诱注云：关西谓之糜，音糜，……。说文云，稷乃五谷长，田正也。此乃官名，非谷号也。先儒以稷为粟类，或言粟之上者，皆说其义而不知其实也。按，汜胜之《种植书》有黍不言稷；《本草》有稷不载穄，穄即稷也，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呼其米为黄米，其苗与黍同，故呼黍为秈秫。陶言与黍相似者，得之矣。《藏器》曰：稷穄一物也，塞北最多，如黍，黑色。……颂曰：稷米，出粟处皆能种之，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农家惟以备他谷之不熟则为粮耳。宗奭曰：稷米今谓之穄米，先诸米熟，而今之祭祀者，不知稷即黍之不黏者。

由于上让可见，李时珍采纳了南宋考证学家罗愿的意见，认为稷、穄、粢是同一种植物，只是读音轻重有别而已。进而又引用南北朝本草学家陶弘景和唐代本草学家苏恭的说法为证据，但陶弘景只是说稷米与黍米相似，黍米又称穄；苏恭则采纳高诱注释，认为穄就是糜。陶、苏二人只说穄为黍，并没有证明稷就是穄。李时珍认为，《种植书》有黍不说稷，因而稷就是黍；《本草》有稷不说穄，因而穄就是稷。按照这样的逻辑，《种植书》还有许多其他植物，都可能是稷，同理《本草》其他植物都可能是穄。李时珍认为楚人称穄为稷，因而认为穄就是稷。事实上同音字偏误现象非常普遍，例如蜀黍在北方被讹误为秫秫；再如，文冠果，有文官果、文官花、文冠花、文冠木、文光果、文登果、文灯果、文登阁、文登树等地方性俗名，很明显“官”“光”“冠”属于记录时同音字的选取偏误，“登”“灯”与“果”“阁”也是同音偏误，仅仅记音，没能仔细分辨字义。因此，楚人称穄为稷，也可能是同音偏误，并不足以证明穄就是稷。至于《藏器》、北宋本草学家苏颂和寇宗奭的三个说法，本质上就认定而无论证，缺乏说服力。

游修龄先生总结发现，认为稷穄同物的学者都是本草学家、植物专家或考证家；认为稷粟同物的学者多为农学家，如贾思勰、徐光启等。考虑到粟、黍是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李时珍否认农学家贾思勰的意见非常不妥。

李时珍认为，稷字的读音从“畟”得来，畟是努力耕作的意思，《诗经·良耜》“畟畟良耜”就是如此（“畟畟”相当于“汲汲于功名”中的“汲汲”），种稷的人必定畟畟尽力而为。由此可见，稷是主粮作物。李时珍又采纳苏颂的意见，认为稷米就是黍米，一般仅用作祭祀，或者防备其他谷物欠收时用作粮食，是辅助性的是备用粮。显然，备用粮绝非主粮，李时珍的考证自相矛盾。

谷子是秦汉以前，特别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北方古人的主粮，理由有四条。其一，谷既单指谷子，又是粮食作物的总称，如五谷、九谷、百谷等。其二，谷米，即小米适宜整粒食用且营养丰富。汉代以前尚无磨制面粉的技术，我国北方常见粮食中，麦、豆整粒煮食皮厚粗糙，不易消化。至今北方乡村仍然习惯以小米粥加红糖为产妇补充营养（见昝维廉《正视我国古代的五谷》，农业考古1982年2期）。其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先生介绍，在中国北方考古遗址中，只要浮选都会出土炭化谷粒和黍粒，其中最早的栽培谷粒出自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九千到一万年（见《传说还是史实：有关“五谷”的考古发现》，光明日报2021年07月10日第10版）。其四，古人在谷子中分辨出稂和莠两种野化的恶性杂草，并给予专门名称，而且莠这个名称流传至今，而对其他作物中出现的野化杂草绝无这种待遇，只是简单地形容为假或鬼，如假稻、鬼稻（见《莠子·鬼稻·鬼谷子》《良莠不齐·稂莠不齐》），这说明古人对种植谷子非常用心，毕竟全家一年口粮所在，马虎不得。因此，稷只能是谷子。

李时珍是伟大的本草学家，《本草纲目》非常权威。正因为如此，李时珍认稷为黍的错误才造成了如今的大混乱。

2022-1-4行草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