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人的思维有两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左脑进行。其基本特征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联系。抽象思维不同于以表象为凭借的形象思维，它已摆脱了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抽象思维一般有经验型与理论型两种类型。前者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上，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日常生活运用经验解决问题，多属于这种类型。后者是以理论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进行判断和推理。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多属于这种类型。

形象思维是思维的另一种形式，是凭借头脑中储有的表象进行的思维。人们认为这种思维活动在右脑进行。（注：1981年荣获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佩斯里研究确认：人的左脑承担逻辑思维而右脑承担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斯佩里博士用大量的科学实验表明：人脑的左半球的功能侧重于逻辑思维，脑右半球的功能侧重于形象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物学博士佩里证明，左脑主管逻辑思维，是语言、数学思维，是可言传的思维。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生理学家斯帕利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主要是语言、计算、逻辑思维功能，是理性的脑；大脑右半球则主管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并掌握发散思维等非逻辑思维的功能，是创造的脑。）其基本特征是以格局、想象和重组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模式化、联想推演和格局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领悟事物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情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思维过程：“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可见形象思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过去人们曾经认为“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形象思维并不仅仅属于艺术家，它也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相辅相成的。诺贝尔奖莸得者李政道教授说：“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艺术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因此，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与情感又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和促进，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而没有智慧的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意境吗？所以，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爱因斯坦无疑具有极其深刻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他却反对把逻辑方法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他十分善于发挥形象思维的自由创造力，他所构思的种种理想化实验就是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范例。例如，爱因斯坦著名的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一个自由的想象。一天，爱因斯坦正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椅子上，突然想到，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是会感觉不到他的体重的。爱因斯坦说，这个简单的理想实验“对我影响至深，竟把我引向引力理论”。

中华传统文化是阴阳文化，向来认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并不认同单打一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工具如果单打一，唯抽象思维而排斥形象思维思维，或唯形象思维思维而排斥抽象思维，都会陷入“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境地，从而严重妨害民族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

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发的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而“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许多人反对杨振宁的这种看法，但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却深表赞同。问题并非《易经》的思维方式本身会阻碍科技的发展，而在于《易经》的影响在中国日益深远，其后还出现了部分曲解，引入了谶纬术数的错误观念，埋下了神秘化和占卜的祸根，最终还引导出了异化的程朱理学的极度思想钳制，从而严重抑制了另一种思维——抽象思维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近代完全陷入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尴尬境地。正如杨振宁深刻指出的“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抽象思维的另一翼的缺失也就使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萌生。

在古代中国，《九章算术》等等中国古代数学专著，表明中国古代也具有比较发达的数学体系。中国先秦时期的巨著《考工记》等则表明中国古代也有比较发达的科技知识体系。由于中国古代的数学等思维工具和技术工具并不欠缺，抽象思维的一翼还没有被压制，也就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当时的发明创新。但是近代统治者利用异化的程朱理学进行思想钳制，强调理的绝对作用，严重压制逻辑思维方式，走了极端，使近代中国真正陷入了“孤阳不长”状态。我国古代萌芽于惠施、公孙龙、墨经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和技术学被强大的《易学》的形象思维工具所强力挤压，得不到发展空间，导致中国的形式逻辑思维工具、以及经过逻辑变换而付诸实验实证的技能，也就是归纳、演绎、实证的思维工具日渐凋零。因此在技术原理的阐述上缺乏强大系统的逻辑、数学工具和试验实证方法的支持，产生了可以发现并归结出发明创新原理，但未能进一步深刻描述的局限性；而技术知识，包括工具的积累、系统共享状态的缺失，使发明创新的提高受到了限制。由此，便造成许多重大发明产生于中国，而发展在西方的怪异现象。譬如火药发明于中国，却发达于西方。无论从艺术的发展还是科学的进步来看，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明白，引进学习西方的逻辑思维工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思维工具（包括用西方关于模式方法的研究成果充实自己）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这一切，老子早已归结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和生万物。我们今日也无法违背这个古老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