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几乎都知道伏尼契《牛虻》【1】，它被誉为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粮，心中激荡着血色浪漫的壮烈情怀。

《牛虻》简介：神学院学生亚瑟单纯善良，在忏悔中泄密导致同志被捕，被爱恋的姑娘琼玛误解掌掴，撕碎了他敏感的心灵。又得知自己是最敬爱蒙太尼里神父的私生子，纯真美好的世界在被欺瞒和不理解中崩溃，他打碎虔信的神像后，伪装成自杀只身流亡到南美洲。

度过非人的13年，亚瑟回到意大利时，已是个坚强、冷酷、老练的“牛虻”了。他受命革命党揭露教会的骗局，又遇见前女友与他共事，但琼玛已经认不出他了。

在一次行动中，由于蒙太尼里的突然出现，他垂下反抗的枪，不幸被捕。在处死前，来探监的主教得知他是亚瑟后，以父子之情和自我牺牲劝他投降；牛虻则希望他叛教，要蒙太尼里在上帝（宗教）与儿子（革命）之间作出抉择。但他们谁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蒙太尼里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自己也心碎而死。

小说中的牛虻深爱着两个人。一个是少年时，给过他无数温暖和教诲的生父蒙太尼里，两人终因信仰的不同，虽然亲情依依，仍然对立伤害。另一个是儿时的女友琼玛，他归来后压抑着刻心锥骨的爱怨，对她冷漠粗暴，对疯狂迷恋着他的美丽吉卜赛女郎绮达也忍情克制，直到牛虻慷慨就义时，他给琼玛留下告别信，写上儿时相知的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飞来飞去的牛虻！”才承认自己是亚瑟，在信中热烈地表白“在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时，琼玛，我就爱你。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脖，扎着一根辫子拖在身后。我仍旧爱你！”让无数为革命忍情的青年热泪盈眶。

这是个凄丽的爱情悲剧，也是场让人痛彻心扉，信仰对立的人伦悲剧。书中的主角敏感、高傲、尖刻、犀利、深情，撕心滴血的痛感凸现出革命者峻酷的形象。争自由求解放的人文主义，在这里与过去的压迫者调换了位置，强势地逼迫着相对温情脉脉的宗教。

《九三年》【2】是法國作家雨果生平的最後一部小說。该书出版于巴黎公社之后的1874年，反映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一七九三年是法国大革命关键的一年，罗比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军去平定忠于路易十六国王的旺代叛乱。发人深省的冲突在结尾：保皇军退守堡垒，一番頑抗后放火烧堡，从密道逃逸。听到有三个孩子陷于大火的呼声后，本已逃脱的叛军领袖老侯爵毅然返回，救了孩子后束手就捕。领导共和军的的青年将领有感老侯爵行为高贵，羞于承受，私自释放，以身自代，被监军政委根据巴黎法令送上了断头台。不苟私情的政委，也随之举枪自尽。

这是个充满激烈思想冲突的故事，保皇军统帅、共和军将领、监军政委，三人间有着亲属师生恩义的密切关系，但各自忠于自己的理想，铁杆的保皇党朗特納克侯爵，对革命派毫不手软，绝不饶恕。曾经的教士，现在的政治委员西穆尔登深信流血对革命是必要的，对反革命分子绝不宽大。负责围剿旺代叛乱的共和军司令前贵族郭文子爵，是朗特纳克的侄孙，西穆尔登钟爱的弟子，真诚地拥护革命，痛恨旺代的叛变，但他心中充满着柔情和高贵的荣誉感。他们拥有的不同信仰和相同的人性。各自的信仰和人性冲突，被侯爵为人道救援孩子，自投罗网的举动点燃。结果，崇尚人道的郭文，不愿意处死舍己救人的叛军领袖，宁愿让叛乱再起危及革命，忠于革命信仰的政委固執原则，冷酷地将爱徒郭文处决后，自尽以殉心中的人道。书中描写惊心动魄，矛盾尖锐，充满了浓烈难以解脱的悲剧色彩。

这两篇小说在理性思考下，描写人性和信仰间极致的冲突，都以革命的信仰压倒温情人性的现实，酿造出悲壮的结局。在金戈铁马声中，主人公的浪漫英雄主义令人热血沸腾，滴血的痛楚产生出壮烈高贵的情怀。这来自信仰的巨大力量，鼓舞着无数的壮烈牺牲和残酷的决裂。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年代，无数英雄能够含冤忍辱无怨无悔地献身，历次运动中会出现许多今人难以理解的决绝残忍现象。

信仰者无不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崇高伟大的，与之相反的必须克服，反动的必须打倒，流血牺牲是难免的。他们心中的真神是所信仰的主义，所经历的是亚伯拉罕式的考验，撕心的痛楚如同以撒的献祭【3】。所以，牛虻毫无商量残酷地要求他的父亲在上帝和儿子中作一选择，动情地要主教放弃自己信仰跟随他去革命，对父亲有同样崇高理由，坚持不同的信仰不屑一顾。而蒙太尼里主教则为了他的信仰自愿献出唯一心爱的儿子。雨果的《九三年》中的朗特納克侯爵和西穆尔登监军政委，也是如此。男儿到死心如铁。

《牛虻》这部1897年发表的小说，因为“书中充满了不恭和对神明的亵渎”在西方受到抵制，在苏联和中国，主人公的浪漫英雄主义却成为青年男女模仿的偶像，至今许多读后感仍然盛赞牛虻的革命精神，批蒙太尼里的虚伪。其实牛虻和蒙太尼里只是各自坚守自己的信仰。

《九三年》对于浪漫主义的旗手雨果而言，想表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而坚持革命的批判者则认为，“在社会变革的紧要关头，对罪恶的封建势力讲人道，就是对人民的不人道。”

这是缺乏坚定信仰，心中只有为爱的疯狂和被歧视的苦恼的现代人所难以理解的。为什么要献身这样残忍的斗争，忍受如此不人道的痛苦，做盲目无谓的牺牲？文明终究要胜过野蛮，不会用善意来感动对方，用爱来抚平一切？

其实前人也是这么希望过。1894年11月，日军对旅顺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2万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人们没有反抗过。九一八，二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外，拱手将三千万百姓和千里沃野相让，并没有带来和平。1937年南京，几十万的军民放下刀枪也祈求苟存，但也未能如愿。在还没有将一盘散沙凝聚成一股力量前，我们多少次哀告列强的怜悯、祈求过公理正义？在二次大战中，最崇尚自由的法国放下刀枪驯服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只有专制的苏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落后不文明的中国成为抵抗的主力，美国保持中立通商获利，直至1941年底受到攻击才参战。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今日娇艳的红花，都是过去用鲜血浇灌出来的。

如果说这只是过去的观念落后，现在不同了，那么连绵几十年的中东战争，1992到1995年的波黑战争，乌克兰，现在的伊拉克呢？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人们什么是生存法则。一厢情愿的文明博爱从来没有主导过命运。国家的关系、疆界和统治都是实力的均衡，只是在賁起的肌肉，毕露的青筋，或者嶙嶙瘦骨和鳞伤身体上披件大家都顺眼的衣衫。

或说，过去的信仰和革命都是愚昧和盲目的，只有现在为民主自由作斗争才是值得。

其实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苏联的革命，到中国上个世纪各个阶段的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到现代的颜色革命，人们的初衷都是为了自由民主，相同的诉求，相同的逻辑，相同的口号，同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只是角色变换，人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觉得这是最后的斗争，前面都是假的，自己这个才是真的，在腥风血雨中再来一遍。

这两部小说是完全相同逻辑结构的悲剧，只因主角的不同，给人的感觉，《牛虻》是革命信仰的悲壮，而《九三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悲壮。人们在感叹唏嘘之余，出于自己的偏向，往往赞美一方丑化另一方，而丝毫没想到，这种悲剧其实是来自于绝对排它性的信仰。

自由的精神要反抗束缚，民主的精神是人们可以保留观点不受压迫，可是当它们成为革命信仰的旗帜时，为什么就可以强制推行自己的观念，剥夺反对者的自由呢？

（待续）

【参考资料】

1. 爱尔兰·伏尼契，《牛虻》在线阅读http://t.icesmall.cn/bookDir/1/42/0.html

2. 百度百科，九三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著小说）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3347/9552946.htm

3. 科学网博客，反思1——以撒的献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6653-7945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