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禁果后，眼睛明亮了，与神相似地能知善恶，因此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到世间受苦。这便是人的原罪。

这故事具有非常丰富的寓意，说出世人精神痛苦的根源，也揭示了信仰的基本原理：人类狂妄其实无知，告诫我们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用自己的眼睛和智力作判断的。只有这样，才需要依赖高于理性和情感的信仰。人文主义则对此不以为然。

文艺复兴唤醒了绻曲的人性，自由意志鼓舞着理性越出被神圈定的藩篱。笛卡尔（1596-1650）首先用理性确立了不依赖于神的存在，作为人开始独立的基石：我思故我在——我存在，是因为我具备推理的固有能力。人可以自由地怀疑一切不曾用理性审视过观念的真实性。但无法否认自我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或怀疑时，我必须先存在着来进行这个思考。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他用人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神的世界。人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神所担心的后果开始出现。笛卡尔之后，牛顿（1642-1727）写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纲领，解释在没有神参与下，星星和各种物体怎么会运动的。理性悄悄地侵袭神的领地，世人大多还懵然无知，直到拉普拉斯（1749-1827）骄傲地回答拿破仑，他关于力和运动世界的理论“不需要那个（上帝存在的）假设”。

理性在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17世纪初-1789）中成为人文主义的主角。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科学被创立，神被敬而远之，人所关注的不再是上帝福音的诠译，而是对事实的研究，真理从圣经文的探讨转到科学的发现中。科学的权威取代了宗教的权威。

如果18世纪的科学，只让上帝参与世界的初创且对无生命的世界不加干预，到了19世纪，基督教教徒达尔文（1809-1882），则把上帝排除在用泥土创造生物工作之外。万物之灵和蛇鼠蟑螂都是在简单机制下，从同一个源头分叉进化而来。理性如同魔鬼一样打开了一扇门，受诱惑蜂拥而入的科学家不断地将上帝排挤出创世的活动。一切复杂的结构和机制都可以通过这个进化机制，从原始简单的物质自发地发展而成，在这过程中，没有目的，不需要指引，不服从意志，纯粹取决于无数微小意外的复制误差和自然淘汰。

这无疑是对神极大的不敬，但是牛顿和达尔文的思想发出的光芒，连受创最深的教会都不能忽视，当达尔文同与牛顿被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时，泰晤士报评论说：“教堂需要达尔文，比达尔文更需要教堂。”

斯宾诺莎（1632-1677）从哲学高度论证了神和自然的同一性：“已知上帝是无限和完美的存在。如果上帝是无限的，就不可能是有边界有限制的，因此没有上帝所不及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出现上帝是一个实体，世界又是另一个实体的情形。因为这会给上帝的存在施加限制，因此上帝一定是和所有存在物共处一处，即两者是同一的。”

没有自己意志的神只是徒有其名了，难怪教会将他逐出门外。其实纵容理性会造成的这个局面，在百多年前，新教的思想大师路德早已敏锐地看到了。并非人人都能理解这个洞见，需要几百年时间，将思辨的矛盾发展成事实的矛盾，更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虽然笛卡尔、牛顿以及很多的科学家，都还信奉着上帝，但这个上帝已经不是那个在创世纪里具有喜怒哀乐人格化的神，他在设立自然的规则之后，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了。人现在坐在这个新世界的中心，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人的头脑来探索、描写、理解这些规则，用人的智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与否。

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则坦然地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启蒙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科学和物质的进步，理性无情地打击宗教，道德也受到了牵连。苏格拉底只是认为：罪恶产生于无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让自私自利理直气壮起来。功利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快乐，道德转化为最大多数成员最大快乐的计算。自然科学发展带来了物质决定论，人的行为，善恶，已经被自然规律所决定，沿着确定性的轨道运行，喜怒哀乐，犯罪，爱情都是被身体里的化学物质所主宰。

斯宾诺莎是彻底的决定论者，他认为所有已发生事情的出现，绝对贯穿着必然的作用。人类的行为也是完全决定了的，自由是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已经被决定了，并且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自由不是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说“不”的可能，而是说“是”并且理解为什么事情将必须那样发生的可能。简单來說，就是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就沒有什么“不”的可能了【1】。这带来了道德的困境：我们应该惩罚不由自主的人吗？我们能够劝导无法改变的命运吗？犯罪如果是基因和荷尔蒙决定的，他们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惩罚。

理性的科学将神逐出了物质的世界，物质决定论也压缩了人的自由，将人自己封锁在沉闷抽象的知性世界。人的一切情感都成为无谓的物质表象，这终于将人文主义逼到了反面。人们需要一个不需证明的、先验的信念来超越理性的局限，需要一个能与人文主义和谐相处的新神，来设立追求的价值，在懦弱和愚昧时指引我们。

浪漫主义（Romanticism 18世纪末-19世纪中）兴起，以强烈的情感来体现人性。卢梭（1712-1778）认为：理性腐蚀着我们，艺术和科学败坏了所有神圣的东西。卢梭的神祗是激情，作为对笛卡尔的反击，他说：“我感觉，所以我存在。”

西方文化这时从一个将理性奉若神明的极端，跳到将激情奉若神明的另一极端。让激情统帅着理性，拥戴着自由意志，抛却历史经验和现实，以“不言而喻的真理”、“天赋的权利”和“剥削压迫”等炽热感情和对尘世愤懑，作为不需证明的基本信念，用诗一般的语言演绎成政治理论，创造出统治精神世界的新神和乌托邦的天堂。

用科学包裹起来的激情信念，当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论来驯服理性，让炫目美丽的理想来激荡内心时，也会成为破除迷信知识分子的信仰。18世纪末以来的世界是各种社会理论的新神征战的场所，拥戴者挟裹着民众以先进信仰中的意志，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在这里扮演了主角，它以人文主义新形式——自由主义（Liberalism）【2】统治着现代西方文化。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使得个人无拘无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支持人们为了自身的权利进行抗争。它的谱系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几乎覆盖所有的现代政治理论。作为理想它美妙无比，指引进攻时无比犀利。作为理论则含有悖论，要依靠忌禁来保护自己不受质疑。在实践中，当在传统的约束和理性的指引下，它的各种理想逐渐融入现存的制度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就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在至今依然是稳定性的制度中，我们仍可看到，具有极强的贵族和新教的根底。但以它作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旗帜，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许多革命，都在腥风血雨中走向人性初衷的反面。我们回到一个事实：人文主义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一门文化，它必须结合另一些传统才能遏制潜伏的魔鬼。【3】

（待续）

【参考资料】

1. 维基百科，巴魯赫·斯宾诺莎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AD%AF%E8%B5%AB%C2%B7%E6%96%AF%E8%B3%93%E8%AB%BE%E8%8E%8E

2. 维基百科，自由主义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4%B8%BB%E4%B9%89

3. John Carroll，The Wreck ofWestern Culture: Humanism Revisited，2010  http://www.amazon.com/The-Wreck-Western-Culture-Revisited/dp/193519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