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改革的方向尽管是明确了——确立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在出版体制改革中的难度却十分大，其中关键的一个难点就是在观念上将出版和文化混在一起。改革者强调出版是产业，产业就应该遵循产业的发展规律：价值取向上以消费者的承认为目标；工作中心上以营销工作为重点；资源配置上以获取效益为中心。而改革的质疑者强调的是出版的文化属性，出版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的责任，即使是产业也是特殊的文化产业，文化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就不能完全采用市场的原则来指导。

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而实质上是自说自话，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问题而已，强调的重点不同。在我看来，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首先是产业，是基于文化创造的一种经营活动，是将文化产品化的产业，只是以文化为经营的对象而已。很显然，这里不能将出版等同于文化本身，文化是通过出版来传播，出版通过文化来盈利，正如同古董商以文物来盈利，而不能说古董商就是文物一样。

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而我们在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的难点还有其现实的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出版单位肩负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责任。文化通过出版来传承，但并不是只能靠出版来传承，在出版业没有出现之前文化同样可以得到传承，只是出版使文化的传承更加具有效率！出版是文化的传承载体，但并不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只是为文化的活跃提供了条件而已。在文化传承中的意识形态职能，严格来讲应该落实在文化的创造阶段，是文化创造主体的责任。至于出版者，应该是“合法经营”，以法律来约束其出版行为！

长期以来，在文化的创造阶段的引导或管理相对薄弱，使出版者集出版经营与文化管理于一身，所以出版商似乎变得十分“高尚”，成为了“把门人”。正如同学术出版中，将出版和学术把关集出版单位于一身——科学研究共同体没有承担起学术把关的职责，甚至是将学术论文的审稿作为自己的额外负担；出版单位没有承担起经营的责任，将学术的价值白白地浪费和流失。广而言之，文化主体没有担负起文化的引导功能，而出版者放弃了自己的经营领域，当起了文化的把关人。所以，出版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在厘清出版属性的基础上，强化文化创造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职能，否则，出版单位这很难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

出版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出版领域的改革，而是包括出版对象在内的社会的多个方面的事情。甚至可以讲，出版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不在出版企业本身，而在于社会相关方面是否能够给出版单位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不再肩负过多的社会责任。当然企业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出版企业与其他企业不同的，只是其所要遵循的是国家关于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