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来的标题“美国院士为我开门”有哗众取宠的毛病，改为现在的标题。】 

秋季很快就开始了。鉴于这是我的第一个正式学期，导师建议我别贪多，修两门3-4学分的正课，外加一个一个学分的讲座课就可以了。我照办了。我选修的两门正课之一，就是李普赛特主讲的“文化与公共政策”（PUBP800 Culture and Public Policy）。这门课让我第一次领教了美国文科类课程的“厉害”。尽管这之前我已经修了一门“管理经济学”，但那门课的内容技术性比较强，数学公式多，把课本读懂、作业做好，再对付一篇课程论文就算万事大吉了。李普赛特的这门课，则是不折不扣的文科理论课。课程大纲发下来之后，照着大纲的要求去准备课本和阅读资料，就需要忙乎好一阵子。我现在的记忆是，这门课总共要买四、五本书，另外再加上大量的期刊论文和专著的章节，都放在一起，要3-4个2英寸的活页夹子。每个礼拜阅读文献，都占去我大量的时间，用昏天黑地来形容也不过分。

 

以李普赛特的权威身份，他选的书和文章，自然都是相关领域的代表作品，的确值得精读细读，好好领会这些作品的精髓。无奈，我当时英文水平太次了，时间花了不少，但好多东西只是囫囵吞枣，根本没有消化。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

 

李普赛特又高又胖，在教室里，每次看到他艰难地慢慢把自己挤进连体桌椅那个不太宽裕的空间里的时候，我都替他感到一些难受。这个挤压的动作大概对他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每次上课，他一旦坐下来，就会保持这个姿态，一直到下课。他既不不会边走边讲，更没有什么肢体语言。他就是坐在那里，语速适中、语气低沉而平缓地完成他的授课。有时他也开开玩笑，比如在他滔滔不绝讲解教派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在讲sects，不是sex。但总的来讲，李普赛特的课堂是比较沉闷的。尽管他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但在激发学生兴趣方面还是不够。因此，有些美国学生就不是那么高兴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学生课间私下聊天的时候告诉他我不大能够听得懂李普赛特的讲课。没想到这个学生跟我抱怨说：“我也听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付那么高的薪水请他来，每次上课，李普赛特都像在自言自语。”

 

大约在李普赛特给我们上了5、6周课的时候，系里新从南加州大学聘来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教授，叫康妮·麦克尼丽。大约是希望给李普赛特减轻负担吧，康妮接替了这门课的教学任务。康妮上课有激情，手舞足蹈，授课形式活泼多样，很受学生欢迎。这样，我在课堂上接受李普赛特教诲的历史也就结束了。只有5、6堂课，好多内容我还没有听得太明白。

 

尽管如此，因为我们沿袭了李普赛特的教学大纲，所以整个课程下来，李普赛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通读了他指定的大部分课程阅读资料，包括认真阅读了他的专著《独特的美国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分割的大陆》（Continental Divide）的主要章节。前者论述了美国独特的文化特质及其带来的美国人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独特行为方式，并着重对比了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显著差异。后者从历史渊源讲起，阐述了美国跟加拿大虽然同属一个大陆，但两国人民习惯的文化却有很大差异。

 

李普赛特关于文化的研究，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一脉相承的，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也是这门课的指定读物。可叹我孤陋寡闻，出国前竟然没有接触过托克维尔的东西。在上李普赛特这门课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有一个民族文化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居民的行为方式，而且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不同国家间的差异还是显著的。这个学期的课程论文，我写了一篇关于中、美、日文化差异对其技术创新特征的影响的文章，居然得了个A。其实我心里明白，我的文章其实写得并不高明，这个A更像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肯定，而不一定是反应了我的真实水平。

 

毫不夸张地说，是李普赛特为我开启了一扇新的研究方向之门。直到今天，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技术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还是我做学问的主要方向之一。事实上，不仅我本人，我还知道至少有几位师兄师姐的博士论文是以关于民族文化对科技或者经济或和社会的影响的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其中，一位来自中国、在我入学之前跟Kash读完博士的师兄，以美日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比较两国的技术创新系统和竞争力，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博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颇有影响（Dengjian Jin， 2001，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Regimes: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U.S. and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他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李普赛特的学术思想对他的影响。

 

从我入学的1998年开始，乔治·梅森公共政策研究所每年都从中国大陆录取2到3个学生来攻读博士学位。到2000年的时候，在博士项目注册的中国学生达到了将近10个，而且绝大多数是全职学生。一时间，研究所开设的各门课称的课堂上，虽然往往只有不到10个学生，但总能见到三三两两的中国学生的身影，中国学生在所里显得比较醒目了。Kash和李普赛特专门以老教授的身份，利用中午饭的机会，把中国学生召集到一起，听取我们这些人对系里开设课程的意见和建议，询问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并以切身经历跟我们分享他们求学和治学的经验。其间自然也免不了跟我们交换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在经济的快速增长期，越来越为政策研究者注目。

 

可惜，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基本忘掉了，没法跟大家分享。不过，当时的一个场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那天中午，Kash为大家叫了pizza饼外卖，大家一边大嚼pizza，一边愉快地交谈。Pizza饼是超大号（extra large）的，一般而言，一个成年人吃上2-3块就饱了。那天我留意了一下，我们李普赛特教授一个人竟然干掉了四块。他并不是把四块pizza都吃进了肚子里，而是有选择地打歼灭战。他只吃中间有奶酪的部分，而把外边的一圈（crust）都扔在了桌子上。各人口味不同，我本人是最喜欢吃边上的部分的，觉得很像中国的发面饼，看见李普赛特把那部分丢掉，就觉得可惜。李普赛特显然是更享受pizza饼中间富含脂肪的部分，他那高高隆起的肚子，则是他饮食偏好的显现。

 

在这次聚会的不久，发生了李普赛特第二次为我开门的事情。这次不是开汽车门了，而是开我们办公室的大门。那个时候，公共政策研究所占据了两栋单层的简易建筑，如同活动房屋一样，整个建筑都是建在地面上架起来的支架上。进门的时候，要先攀上8、9个台阶的木头楼梯。那天晚上大约7点半钟，我下课回办公室，外面飘着小雨，有些寒意，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抬头远远看见办公室的门口，李普赛特正由一个学生陪着，缓慢地沿着楼梯向上移动他那不太灵便的身躯，学生则为他打着雨伞。我知道，老爷子也是刚刚下了课，回办公室休息来了。这么想着，在距离办公室门口十几米的地方再次抬头，看到李普赛特已经站在门口，手拉着门，在等什么人进门。我快速地左右看了一下，突然意识到他是在等着我呢，赶紧加快速度，跑过去向他致意。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我有限的国外经历当中，见过不少非常待人友好、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教授，就算在这些教授里面，李普赛特两次为我开门的举动，也不多见。我也见过若干傲慢无礼、怀有种族偏见的教授，而且他们的傲慢是写在脸上的，那种据人以千里之外的劲头，是让人一下子就能体会到的。正因为如此，李普赛特的两次为我开门，才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2001年，乔治·梅森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升格为公共政策学院，并迁入费尔费克斯（Fairfax）校区的Finley大楼。跟以前相比，办公条件好了，外观漂亮了，但办公室的数量却减少了，李普赛特的办公室被迁到阿林顿（Arlington）校区。其实，那里离他的住所更近，对他而言更方便。不过，这样一来，他就很少来费尔费克斯校区，我们见到他的机会就少多了。

 

2002年，听说李普赛特中风，住进了医院。当时我忙于论文开题，也没有能够去看望他。后来，有些空闲了，就动了这个念头。跟他的一个博士生讲了，希望能够同去医院探视一下。这位学生跟我说：“你最好别去了。老爷子中风以后，性情都变了。他经常会诅咒（curse）去看望他的人。”我不禁唏嘘不已，看来个人的意志力病魔比起来，还是太弱小。

 

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里面，最经常去探视李普赛特的，肯定是Kash。他俩的友情是特别深厚的。我还记得当年我们上一个学分的讲座课的时候，轮到Kash做报告，李普赛特竟然走了一大段路，从办公室来到教学楼，跟学生一起坐在下面听。对Kash的学术，他是了解的，本来不需要坐在下面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一种友情和尊重的体现。李普赛特意识到自己不能重返工作岗位之后，就把他的博士生全部转到了Kash的名下。那段时间，我经常听到Kash讲，他又去看Marty了。有一次忍不住问他，听说李普赛特脾气变化很大，你去看他都聊些什么？Kash很伤感地说：“大多数时间我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的老朋友。”

 

后来，我毕业，离开了乔治·梅森。有一天，从新闻上看到，李普赛特被选为加拿大皇家协会外籍院士，在心里还默默地为他祝福。再后来，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一代政治学大家，就在200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前一刻，静静地走了。

 

我不敢自称李普赛特的学生，我对他的学术，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对李普赛特的描述和介绍，也一定是片面的。但，李普赛特是一位曾经在课堂上向我传道授业，曾经友好地给我开过两次门，并为我打开过一扇学术研究之门的老教授，我对他永远心存感激。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可敬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