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写了美国政治学大家亨廷顿因为数学家朗院士指出其研究方法有误而评不上院士的故事，今天再写另一位政治学泰斗，可巧的是，他也是被朗院士批评过的，也是没有能够熬过年关过世的。不同的是，朗的批评没有影响这位政治学泰斗的院士资格，因为在朗批判他数年之前的1973年，他就已经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了。另外一点不同是，亨廷顿去世于12月24日（2008年），是没有熬过圣诞节，这位泰斗去世的日子是12月31日（2006年），他是没有熬过新年。

 

这位泰斗的名字，叫做Seymour Martin Lipset，国内翻译成李普赛特。他至少有一本叫做《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书，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过。事实上，这本写于1960年的书，也是他的代表作，被译成过20几种文字。李普赛特于1922年生于纽约，犹太裔，194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曾经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也就是说，曾经跟亨廷顿是同事。

 

数学家朗对李普赛特的批判，主要是针对1977年李普赛特与另外一位教授合作搞的一次针对美国大学教师的问卷调查。据朗自己说，他收到问卷之后，第一反应是如同收到其它乱七八糟的问卷之后一样，立即把它丢到了废纸篓子里，第二反应是，把问卷从废纸篓里面捡出来，开始挑毛病。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案例，大致的意思，是朗发现李普赛特他们搞的这个问卷，在设计上有些问题，比如提问方式方面等，因此，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有偏差的。李普赛特对朗的质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复，但朗并没有被说服。这个案例也编在斯普林格出版的朗院士的那本书上，就排在亨廷顿的案例后面。

 

朗对李普赛特的质疑好像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李普赛特他们那次的大规模调查的统计结果，被广泛引用。李普赛特似乎并没有受到朗的批评的影响，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社会调查，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应用社会调查统计的结果。比如，他晚年的著作里，还大量应用了著名的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统计结果。

 

李普赛特是政治社会学家，跨了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做过两个不同领域的学会（美国政治学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社会科学家。他一生写过很多书，但绝大多数我都没有读过，因此我是没有资格对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和影响的做全面评价的。这里我只想写几件跟他相关的小事儿。

 

李普赛特于1990年代初期加盟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公共政策研究所，是研究所初创时期的元老。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但仍然勤勉著述。他的院士身份和他在学术界的威望，也的确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增色不少。

 

公共政策研究所是乔治·梅森大学的重点之一，拥有全校最多的讲席教授（endowed chair professor）职位。李普赛特被聘来的时候，获得了冠名Hazel的讲席教授职位。Hazel家族是在靠房地产发家的，财大气粗，一次就给公共政策研究所捐赠了两个讲席教授职位。另一个坐上Hazel 教授职位的，是我的导师董开石（Don Kash）。他们俩人似乎一见如故，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我于1998年进入乔治·梅森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博士学位，春季的中间到校，已经错过了注册时间。我从夏季才开始正式上课，修了一门管理经济学。但正式注册进入博士学位计划，则是从秋季开始的。秋季开学前，研究所把所有的新生和教授拉到校外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度假村搞每年一度的欢迎会，目的是让各个领域的教授给学生们介绍他们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同时让新生跟教授有一个当面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新生互相认识的大好机会。此外，还有老生来给新生介绍学习经验等等。会期两天，吃得好，住得舒服，很享受。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车，Kash就说我带你过去吧，你到时候在家门口等着就行了。同时，Kash说，他还要带上他的老伙计Marty （李普赛特是姓，这是他的名字）。Kash特意叮嘱我，因为有Marty，他到时候就不开他每天驾驶的大众甲壳虫车了，将会开一辆丰田车。我暗自高兴，因为那辆甲壳虫车比我年龄还大，连冷气都没有。

 

那天早上，我按照事先说定的时候下楼，等在路边，结果他们迟到了。过了大约20分钟才看见Kash开着一辆浅棕色的丰田佳美向我驶过来。车在我身边停下来，只见李普赛特从副驾驶座上推门出来，打开了后排座的门儿。李普赛特又胖又高，肚子挺出来好多，下车的动作并不敏捷。我开始还以为老同志不喜欢坐前面，要换到后排去呢，结果李普赛特向我示意，让我上车。原来他是特意下车为我打开车门的。一时间，我大为感慨。我虽然早就知道李普赛特，也见过他，但面对面接触，这应该是第一次，他这个下车为我开门的举动，我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想当年，我在国内接触的院士也不能算少了，其中和蔼可亲的也是大多数，但院士为学生开门还是见不到的吧。

 

上车后，寒暄刚过，李普赛特劈头就说，我们美国总统又让世界吃惊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刚刚捅出来的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事情。他接着问我，要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这一下子还真让我不好回答。我想了想，换了一角度跟他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都是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的，因此老百姓对当权者的这类个人生活问题一般会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可能他觉得我的回答还有点儿信息吧，又接着跟我谈起了他去中国的经历。他在武汉做过学术报告。他说，当他跟中国的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竟然令国内的教授啧啧称奇。有一位教授称赞他说：“你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教授比我们的教授更懂马列。”李普赛特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我当时英语听力口语都太差了，加上李普赛特说话音调低而快，我们的对话其实是我磕磕巴巴地应付下来的。一路上，更多的时候，是Kash跟李普赛特在前座互相打趣，轻松而愉快，时而爽朗地大笑。可惜我也只听了个大概其，好多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新生欢迎会开得很热烈，Kash跟李普赛特继续互相打趣，令会场笑声不断。后来Kash跟我说，他们这是试图在研究所建立一种轻松自由的文化，两个资深的讲席教授尚且如此，其他教授之间更不需要板着脸了，这是后话。

 

会上，各个领域的负责人介绍各自的研究课题和方向。Kash代表科技政策领域做了非常精彩而引人入胜的演讲，连我都为自己选择了这个领域而深受鼓舞。轮到李普赛特所在的“文化与社会政策”领域时，本来指定的演讲人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过《历史的终结》，国内学界对他不陌生），但福山在礼节性地讲了几句后，便谦虚地说，后面的介绍还是请他们领域的创始人李普赛特来。那次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普赛特的演讲。老实说，当时的感受是，比较全面，但不够生动，不像别的领域教授那样有感染力。可能毕竟是老了，锐气已经磨损殆尽，剩下的更多是慈祥和睿智了。尽管如此，李普赛特演讲完毕，获得掌声一点都不比别的教授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