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高考，当然也有中考。总会伴随着这样一句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时候，高中包括中专和技校招生的数量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吸纳其中。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含义是，参加考试是让国家挑选。如果能被选上，固然很好。如果未被选上，也要准备参加祖国的建设。这就是那些未考上的初中及高中毕业生，要准备到工业、农业、商业或者服务业去参加工作。

对于当时的升学环境，考生们都是了解的。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考生们也是能够接受的。到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当年的口号依然有这一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有关社论还告诫考生，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广大青年考生积极参加高考，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被高校录取，能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本事，为国家能做出较大的贡献。那些没有能被高校录取的，同样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时对于就业本身，似乎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论在农村插队，在兵团工作，或在企业里工作的考生，即使考不上大学，在就业方面还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学。如果真考不上，不过还是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不存在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可能性，也不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糟糕。但当时的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当时的录取比例是30：1，录取率很低，所以要抚慰那些绝大多数考不上的青年人。

今天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国家已经都交给市场了，更何况初中与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呢？所以当年那种有着较强针对性的口号在今天不太适合了。可是，在今天，难道就不需要类似的更有针对性的口号吗？其实这还是需要的。对于参加高考，仍然需要两种准备，考上了，皆大欢喜。考不上呢？似乎就没有下文了。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我们当下的社会，对于底层家庭子女在社会上的位置和命运的改变，能提供的机会并不多。这也是目前那么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一定要通过高考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原因。这样一个通道当然要保护好，但是仅有这样一条通道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肯定不是那么一个口号，我们需要的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和办法，拓宽和增加农家子弟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通道。有人会说，不是有中专、技校和高职吗？那是不错，有倒是有了，可是在今天这些学校的存在真的能拓宽和增加农家子弟们改变命运的通道吗？似乎还是让人有许多疑虑的。

这样一些学校的设立，关键是在专业设置上，必须准确地与社会现实职业需要与市场需求密切对接。同时也要为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出路构筑一条或者多条通道，让这些农家子弟有更多的机会走上改变命运的人生。

在工业化还在继续进行的中国，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工作岗位都在不断地增加和产生出来。而且越是技术含量高，产品的附加值也越大，那么从业者的收入也会越高。从德国的情况来看，初次就业的人口中，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只不过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他另外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就业者就都是从这些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在收入的比例上，成为技术工人或者技师的劳动者收入，与那些从事科研与高校教学工作的人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有些高级技师的收入甚至堪比大学教授。这至少在社会上，人们不会形成所谓“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观念。这倒是更容易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观念。这对那些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农家或者贫家子弟来说，是有着较大吸引力的。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越是发展，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应该更大更活份。当然，在实际上，包括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活份程度相对还是不太高。中国在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之前，虽然不够发达，但当时的制度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子女改变自身命运还是提供了一定的通道的。但在当下一段时间内，情况变得不那么让人乐观。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向着对社会自身不利的方向演变。这是必须要打破的。

高考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第一，不能过分夸大高考所产生的这种作用，这样一个作用是有限的；第二，不能单纯只依赖高考这样一条通道，应该开辟更多的这样的通道。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以人为本应该不是矛盾着的，但是在资本的干预下，社会生产的发展却经常与以人为本唱反调。这本身就不正常，可是却经常存在。对中国来说，应该有能力打破这样不合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