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教授在谈到教育的时候，有很多感慨。他在研究教育的过程中，也确实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有些观点我也是赞同的。只是在这次谈到人类的文明越是发展，人类本身就越是弱智的文章里，他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

他说，无论中外，古代的教育都是在贵族中存在的，而贵族教育是不教生产的。后来，由于工业化的需要，资产阶级需要培训一定的技术工人，因此，也开始对劳动者及其子女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不过，即便在今天，对精英及其子女的教育，与对工人子女的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英国诸多公学是培养统治者精英的。他们上课有严格的要求，日常生活举止也有严格的要求。而在平民教育中的所谓公立学校，就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且他们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下午三点就放学了，老师可以带着这些学生四处游逛。像剑桥、牛津、爱丁堡这样的大学，精英子女占有很高的比例。工人的子女很少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精英学校当然是不为教育如何进行生产而设立的，所以这里出来的毕业生也不可能进入生产领域。至少绝大多数的毕业生不会进入生产领域。

郑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还在为生产进行教育，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对时代的发展太不敏感了。我不认为客观实际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退出了生产的历史舞台，我是承认的。但传统方式的退出，并不等于生产的退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的时代，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向我们走来，中央提出要搞好新基建，就是为了适应当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的生产要素而所做的基础设施的准备。新的生产方式需要大量能够适应它的大量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放下这一块重要的部分，而只去进行所谓高端艺术、修养、素质之类的教育。那样的教育当然也很重要，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们不可能取代新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人才培养。

可能在郑教授看来，旧的生产方式在逐渐远去，我们的教育却还在为这样的生产方式而忙碌着，这实在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工科专业，还在讲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技术，当然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于生产方式正在改变，我们要想保持一个真正的有强大实力的工业生产国，我们不可能不在这个领域里拼命走在最前方。

郑教授说，教育是要培养有创造性，有想象力的人才。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及科学技术领域要走在世界的前方，是不可能的。只是，郑教授以我们国家没有自己培养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指责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不知道屠呦呦教授算不算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当然，我们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还是太少，目前只有这么一个。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怎么可能是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多少来衡量、来做为标准的?苏联工业很强大，科技也并不弱。但苏联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纵然比中国要多，但比起美国、欧洲和日本来，还是要少得多。我们不能否认，诺贝尔科学奖也是排除不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不要以为，只有诺贝尔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才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科学奖也是不那么纯净的。

说到教育，我以为，还有一个话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时期，或许因为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很多需要培养勇敢和冒险精神的活动都已经被取消了。过去学校里的与之有关的运动器械，现在都不见了。孩子们在体育课上略微受了一点伤，家长就不依不饶，跟学校没结没完，要求学校赔偿。学校也只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那些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一概取消。麻烦是没有了，学生们也更安全了，但那些冒险和勇敢的精神也被大大地减弱了。这样的孩子将来如何能承担大任?如何在风雨中前行?如何能具有更为勇敢的气魄?我以为，这是我们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的隐忧。

在科学研究中，在技术的创造中，那种遇到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是非常需要的，但如果因为安全，就只能在温室中生产，这样的植物是没有任何抵抗灾害能力的。孩子们的培养也是一样。那支歌里不是说，不见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现在的父母们害怕孩子去见风雨，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不敢让孩子去见风雨。这样的问题就大了很多。

过去，安全问题的因素与今天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说实话，过去一到暑期，学校就告诉学生和家长们，不要到天然水域去戏水游泳。但即使这种年年讲的事情，每天一到夏天，还是有不少孩子因溺水而亡。现在这种事情依然还有。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如现在马路上车辆数量大增，因此孩子们遭受车祸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另外还有拐卖儿童的歹徒也比过去多了，需要家长与老师们防范的方面也多了。

但即使如此，对孩子们那种探险精神与勇敢精神的培育仍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当然，我们要保证当下里各种不安全因素不能伤害到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尽最大的力量来培育孩子们在探险与勇敢方面的精神与气质。凡事总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现在不注重这个方面的培养，将来吃亏的还是他们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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