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要收集大量的资料，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很多人，做学术也收集资料，但囿于时间和范围的局限，能收集到的资料不够广泛，不够丰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质量。所以要做学术研究，一个基本功就是收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是图书，可以是档案文献，可以是回忆录，也可以是口述历史。当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筛选。因为所收集到的资料是否可靠，是否有效，是需要甄别的。没有经过甄别，拿来就用，就有可能出问题。因为一些口述及回忆录，其中有的部分，其可靠性是有点令人质疑的。所以不能全信。

然而，有的学者，为了使所收集的资料能够证明自身的观点，也不管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到底若何，未加甄别与区分，拿来就用。在这个问题上，该学者所做研究的严谨性也未免要受到质疑。

对于所收集的资料，与自己持有的观点，这两者间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我曾经认为，一个学者，对于某个问题，会有一个最初的看法。当然，他需要用大量的资料来提供佐证。不过，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在收集以为佐证的资料过程中，会发现有相当一些资料，所提供的内容未必能佐证学者的观点，而可能会提供反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如何处理？这恐怕有如下几类选择。其一，再度收集更多的资料，全面权衡自己所掌握资料的真实性；其二，对自身原有观点的认真反省，由于自己最初的观点是依据最初的资料证据所提出来的，那么，在发现的提供反证的资料出现之后，必要重新认识自己原有观点的成立与否；其三，对于那些提供反证的资料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走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路子。反正手里的资料也不少了，算是足够了。对于提供反证的观点不去理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窃以为，对于前两种态度，是比较客观的，是准备和打算实事求是的。对于第三种做法，不好说就一定是错误的，但其可靠性是令人可疑的。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学者，是倾向于采取第三种做法的。

这里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涉及到立场问题。说到立场问题，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做学问，做学术研究，从材料出发，不应该事先预定立场。这话说得挺有道理。可是，在今天的学术界，不光是在中国，也包括全世界，有多少人能做到所谓绝对客观？是不是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存在所谓绝对的客观？客观也是相对的。这不是说应该不应该，而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预设立场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完全而纯粹的客观，在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人站在这个地面上，就已经持有一定的立场了。除非他悬在空中，要不然，他不可能没有立场。既有立场，就不能自称所谓绝对客观。尽可能做到相对客观，已经属于不容易了。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预设某种立场并不是需要指责的。问题还是要看他的资料能不能支持他的立场，能不能支持他在这个立场上所持有的观点。

有些学者，掌握的资料既多又丰富。在收集资料的工作上，他们下了极大的功夫，甚至达到了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因而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扬。这种态度确实值得赞赏，也值得学者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他们选定的立场上，对于所选择的资料采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于我坚持的观点的资料，我就拿来使用；对于不符合我坚持的观点的资料，我连提都不提一下。甚至那些虽然支持我的观点，但只不过是个人的回忆录或者口述史，虽然别人会质疑其内容的真实性，那我也依然拿来就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严谨性就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质疑。看问题，最少要看到两面。如果只看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客观真实的结论的。何况在某些时候，是故意不看那另外的一面，只关注支持他的观点的这一面。为了表现他的认真和严谨，他会用不同放大倍数的放大镜来观察那些支持他的观点的资料。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每个细节都给出了最详细的描述。这让旁观者看上去，这个学者真是一个认真的研究者啊。对于如此认真的研究者，谁还能对他的研究成果提出否定和批评的意见？你如果提出批评，就是否认他的严谨，他的认真，他的孜孜不倦，等等，等等。

然而，这种选择性的严谨，恰恰也是学术研究中的大忌。主要是因为他的片面性。片面性的严谨，选择性的忽视，不能称为严肃的研究。他的学术成果的严肃性和可靠性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或许，他的学术成果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料的数据库，而且这个数据库是不完整的。任何对这种成果过高的赞美，都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