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哲学，说实话，很惭愧，研究得很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用国内某些学者的话说，如果从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就地根儿、坐根儿、压根儿没有哲学。当然，中国人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哲学之哲，这个字眼还是中国的吧？西方叫爱智慧，没哲学什么事。

如果硬要分类，中国哲学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相近的伦理学。这样说也有点勉强，可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了。打孔子那阵子起，研究的就是礼。礼是什么？是规矩。咱们总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说白了，就是规矩套子太多。而且这个礼仪，主要讲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乱，一乱就会天下大乱，进而民不聊生。所以礼仪不可少，规矩不能乱。可以想想，这个礼仪对于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春秋诸子百家，不都是哲学，但都跟哲学有关联。孙子兵法讲的是军事和战争，但其中没有一句没有辩证法。老子的《道德经》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但里面也都是辩证法。特别是老子对水的理解，可谓一绝。水看上去最柔弱，但滴水穿石，坚硬的石头也扛不住。那水还是最柔弱的吗？《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么十二个字，到底该如何理解，恐怕也莫衷一是。

庄子一看就像个嘻皮士，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庄子的意思是说，凡事都别太较真，你哪儿知道这其中到了儿是怎么回事啊？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纯粹狡辩加抬杠。有人说，庄子里尽是诡辩术。这话不太厚道。庄子打心眼里并不想搞诡辩，不过是说，有些事，你说是这样，其实未必是这样，完全可能是那样。这样争来辩去，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没有意义。如庄子说鸡三足。是说鸡有足，是为一，鸡有二足，是为二，二者相合，则鸡有三足。今天看是诡辩。可是庄子的意思是你争个鸡有几只脚有什么意义呀，谁愿意怎么说，就由着他怎么说，争来争去，谁都不服谁，争不出个结果来。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争。

儒家讲伦理，老子讲处世，庄子讲自身对于生活的态度。当然，还是儒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因为历代的皇帝老子都需要儒家的思想，需要的就是那个规矩套子。君臣父子这一套什么时候都不能乱，更不能倒。宋明理学，讲理，把个理字说得玄乎其玄，弄得人五迷三道。最后还是落实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前头就是三纲五常，把这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来，老百姓必须得服服帖帖。要不然，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怎么管？当然，想管的愿望是一回事，实际上管得了管不了是另一回事，管得好和管得不好也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历史证明，儒家这一套还是有点作用的，但与此同时仍然会有一些另类的观念存在。佛教的思想就对儒家思想有过较大的冲击。但儒家对于佛教似乎又不那么排斥，一个禅宗，就把佛学和儒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谈禅斗机锋，成了士人的一种游戏。对士人来说，入世出仕，出世说禅，进路和退路都有了，也就没有什么可发愁的了。

宋明理学之后，儒家对人们的思想管控的要求似乎更严格了。而且这一套也更符合皇帝老儿的口味了。孔子被奉为万世师表，还不是因为尊崇那个“礼”字吗？一个“仁”字也可以翻来覆去地说，王道是仁，霸道也是仁。所以怎么说都是皇上有理。

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一个显著不同的是，西方哲学对于概念什么的都抠得很紧，什么名堂都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概念要精确，要全面，要完整。中国似乎没那么较劲。道可道，非常道。没法说，没法表达。一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崇高无上的东西了，一说出口，那个道就俗了，就不是那个意思了。所以只能不说。在这个方面，还真有点像维特根施坦。语言的能力有限啊！

西方追究概念的严谨和精确，但实际上也达不到那个结果。一个名称，不同的人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两人且得争论呢，争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但他们那股子认死理的劲儿倒是让人钦佩。中国人干脆不去追求那个什么概念的精确，大概齐就差不多了。道是什么，根本就没法弄清楚，那就没有必要去弄清楚，咱们就按着道所指出的路走就行了。

中国哲学的模糊性让西方人很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坚决地去认死理，中国人日常处世也含含糊糊，这样行，那样也可以。西方人则说，这样行，那样就不行。中国人的弯弯绕多，西方人的肠子是直的。其实，这也只是表面和片段，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不深入地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西方文化，真是摸不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