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三八”节。记得小时候，女生们第一次过“三八”节是在初中时。一到“三八”那一天，女生下午就可以不来上课，回家待着去了。不过，老师布置的作用不能待着，第二天该交还得交。结果有一个女生犯迷糊，以为“三八”后的第二天就是星期天呢，结果没把作业交上来，让老师给说了一顿。女生们对放假自然很感兴趣，但是她们特别不喜欢听到“妇女”二字，主要就是那一个“妇”字，让女孩子们很不爽。妇，意味着已婚，已为人妇，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成娘（nia）们儿了，女孩当然不愿意。这其实是汉语翻译的问题。国际劳动妇女节，英语不过就是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跟女性是否结婚没有什么关系。Women简单说来就是女人，或者女性，可是最先翻译过来的，是不是觉得女人节和女性节听上去都有点怪，译成妇女节，大家都懂的。但未料想到年轻的小姑娘们不喜欢这个“妇”字，也实在让译者勉为其难了。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估计都很难想象在旧社会，中国女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不说别的，在这代人中，能见过缠足女性的估计非常少。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只要看到一个略有一点年纪的女性，几乎都是缠足的。那个样子看上去非常让人不舒服。她们走路是颤颤巍巍，很是不稳，而且易摔跟头。我的外祖母晚上洗脚，我偶然看到她的脚的样子，简直把我吓傻了。那双脚，只有大脚趾是直的，其余四个脚趾都被撅着窝到脚底。我就想，她们那一代在孩童时受这个罪时得有多痛苦啊。当时我就是那么想了一下，身上都会打哆嗦。

过去，缠足的都是汉族女性，少数民族的似乎不多，甚至没有。同在北京，旗人妇女就从不缠足。那时管不缠足女性的脚称为“天足”，大概就是天然之足的意思吧。我读过一本关于旗人妇女的书，旗人家庭对家中女孩的态度还是很宽松的。不像汉族家庭，女孩一到十五六岁，就忙着给找婆家。旗人家庭觉得如果给女孩找婆家，首先是不能让自家姑娘受委屈。婆家穷富倒没关系，但一定得是好人家，即正经的人家才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宁可家里养着老姑娘。即使在旧社会，旗人家的姑娘快三十岁才结婚的并不在少数，不像汉族家庭的，一般二十岁之前就忙不迭地把姑娘都嫁出去了。旗人家庭对于自家的女孩也没有那么多礼教，所以旗人家的女孩也都有股子闯劲。

在我读过的这本记载旗人妇女生活变迁历史的书里，有一个很奇特的女性。她是北京人，当时叫北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参加革命去了。在参加革命前她就已经结婚了。到了延安后，每年都还回北平，跟丈夫过一段夫妻生活，然后再回到延安。这样，她也生过几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就是普通那么一个人，似乎是个职员吧，反正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有钱人，但也不是特别贫困的底层劳动者。她的这种奇特的婚姻状态一直延续到解放。

女性参加革命，也非常不容易。我读过的另一本书，也是说一个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性，结婚后怀孕了。但是当时为了抗日，长年奔波，在生产时条件很差。她可能有点难产，可又找不到好一点的像样的医生，结果她的腿在生产后出了问题，长年不利落，如同残疾人一样。后来，经常有人问她，她的腿是不是战争时受的伤。这对她刺激很大，因为生孩子而落下残疾，似乎不如打仗受伤觉得光彩，这让她一生都有点耿耿于怀。

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根本性改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过去女性结婚，自己完全没有自主的权利，即使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能在婚姻上自主的也是凤毛麟角。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当时的文艺界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地方戏曲，如评剧《刘巧儿》、《小女婿》、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等，在民间非常流行。这些地方戏曲中的很多唱段，当时也都成了流行唱段，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流行多少倍。相比之下，京剧就没做什么这样的工作。京剧在六十年代之前，几乎都没有一部现代戏。我有时就觉得，怨不得京剧总要被抢救，总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要不濒于死亡都奇了怪了。

歌剧《小二黑结婚》也是宣传新婚姻法的重要成果。其中著名的唱段《清凌凌的水来蓝滢滢的天》一直传唱至今。我记得唱得最多的是郭兰英。现在到网上找，还能找到郭兰英的这个唱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