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科学文摘》栏目还有一位学者，提到创新要允许质疑。其实这一点本来就是常识，没有质疑，就不可能有创新。这位学者主要是说，要有允许质疑的环境，允许质疑的文化。也许在这位学者看来，现在好像还没有对质疑有这样宽松的环境。不过，我倒是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质疑就会导致创新。小孩子能问大人很多问题，问得大人张口结舌，但小孩子的质疑并不都能导致创新。这里原因很多，除了小孩子本身对问题研究的基础还说不上之外，小孩子也缺少深入追究的能力。

对于现成的理论观点或者研究成果，如何提出质疑是最关键的一步。曾经有一位博士生，说起他的博士论文，觉得很伤脑筋。他觉得他研究的这个领域中的某个权威人物，大家都很熟悉，他的观点也都被人们所接受。他就不知道如何再在这个人物身上写出新的东西来。我听到这位博士生的说法之后，觉得有点奇怪，就问他，难道你对他的这些观点就没有质疑吗？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怎么能质疑，人家说得都对呀。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都对？他提出的观点是针对什么问题的？他的观点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出来的？这些问题和这个环境到了今天有没有变化？那么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现实，还有多少可用性？博士生说，这我还真没有想过。我说，你作为一个博士，所做的工作可不是只重复别人的话，你的工作首先就是质疑。即使你的质疑后来被证明并没有太大的依据，但是你也必须首先要提出质疑，这是一切研究的开端。

听了我这番话，这位博士生似乎明白了一点，他觉得他要回去好好想一下。我倒是觉得，至少在我接触到的一些领域里，真正能提出质疑的人也不是太多。包括那些专门介绍国外学术人物和观点的那些看上去，好像很时尚的论文，也都是如此。他们连篇累牍地引用了国外人物的话语、观点，加以阐释，似乎得其真传。过不了多久，这一位就可能成为这个领域在国内的专家，甚至成为这一领域在学术上的领军人。不错，最初的引进离不开介绍，可能也离不开我们自己的阐释。但是，这绝对不是研究的终点。没有质疑，你至多不过是鹦鹉学舌。这样的人我见过不少，可是这样的研究又能有多大的意思呢？

此外，这样的引进或者介绍，也很少能与国内的现实结合起来。这也是我很不明白的事。你研究了半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肯定不可能去解决人家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你要解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理论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可是我们那些引进者，只谈人家的问题，只谈人家解决的思路。这样的做法，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年被批评的“言必称希腊”的做法。

所以，即使我们暂时还没有在基础理论上做到创新，但是在解决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把人家的理论加以改造，用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对这种理论的改造本身，也是对这个理论创新的一种贡献。也许这种贡献在某些人看来，微不足道，可是没有这样小的积累，你要想一下子在理论上有所突破，那也是很困难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个理念的原始形式不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牛顿和爱因斯坦那种开拓式人物，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先对别人的理论有所突破，然后再积累起自己的东西，最后来一次井喷。但是，他们的创新都是完全来自独创，完全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自主探索。如果我们有那一位也能够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进行完全自主的探索，那我们要出现这样的人物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哪里还有没有开发的领域？也许大的领域看上去没有了，但是小一点的未被开发的领域肯定还有。当然，也许在小一点领域里的开发，即使有所建树，影响可能也不会有牛顿、爱因斯坦那么大。可是这又有多少关系呢？科学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上去的某个领域，似乎和我们其他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没准就会因为什么因素，就可能突然这个领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这可真是没准的事。爱迪生如果没有发明钨丝白炽灯泡，谁会想到电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大自然里赐予的光剑，或者是在化学溶液里产生出的一点只能靠仪表才能测出来的电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