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的《中华读书报》又提出“李约瑟问题”。文章题目是《论“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副标题是“从李约瑟问题谈起”。作者是陈晓平，不知道是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那个陈晓平。这篇文章把与李约瑟问题有关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比较详细。

文章说，在中国，最早提出类似问题的是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他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蔽之曰，未得科学之研究方法而已。”何为科学方法，对此，任鸿隽答曰：“一曰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一曰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为用也。”（任鸿隽：《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

任鸿隽把科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凡是具有分门另类的特征的知识均属广义的科学，但是，只有那些“推理重实验”、“察物有条贯”亦即由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组织起来的有系统的知识才属于狭义的科学。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只是就狭义科学而言的。

爱因斯坦曾经认为，西方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的故乡，主要由于两个发现，一个是形式逻辑与演绎方法，另一个是基于实验的归纳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古代中国人都没有发现。所以，李约瑟问题所指，虽然古代中国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而近代中国却在科学上大大地落后了。

另外，文章也提到，古代中国人是讲究顺应自然的，这大概是指“天人合一”的观念吧，而西方是讲与自然对抗的。所以与自然对抗的观念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对抗自然的科学。这又让我想起中国的都江堰与西方式的水坝。都江堰是讲顺应自然的，水坝是讲对抗自然的。

与自然对抗就会产生现代科学的这种说法让我有点疑惑。古代中国的天文学远比西方发达，这主要也是基于观察的结果。而观察之后的计算大约不能算作归纳法吧，但肯定跟演绎法有关吧。没有计算，如何算得日蚀和月蚀？没有计算，如何算得火星大冲？归纳法按说也不是什么很难弄懂的方法，什么事情观察多了，自然就会归纳出某种共性来。当然，形式逻辑中国是没有的。但这与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反正爱因斯坦也没有说。

我有时也在瞎琢磨，这近代科学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呢？还是资本主义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呢？虽然中国没有近代科学的基础，但是在明末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许，中国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近代科学也会随之而产生呢？这也不太好说。康熙皇帝虽然也学了几何学，可是他并没有在全国推广这种教育，或许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许他认为只有他才配学这种知识？反正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

近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固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可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在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神权。那种宗教神权的野蛮与愚昧远远超过中国古代的程度。也许西方近代科学正是对这种宗教神权统治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呢？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对自然界造成过分的伤害，当然伤害也是有的。林木的大量砍伐导致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这当然也应该算是个问题。但是空气与河流的污染是没有的。最先要西方出现的环境污染多是生物燃料（煤与石油都是生物化石）以及化工原料的使用所造成的。如果中国出现了自发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会不会更多地使用天然的原料呢？这是不是有可能减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今天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我们真的喜欢它们，而是我们被西方列强所欺凌，我们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必须学着发展重工业，必须学着发展军事工业，必须学着造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必须学着造原子弹和氢弹，当然还有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这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似乎不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强项，也不是中华民族所乐于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人被西方列强们推着赶着才做起来的。

也许，中华民族的智慧总有一天会有新的发挥。虽然我们已经学到了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但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没准在哪一天就能在今后的世界上发挥某种令人惊奇的作用。即使是在现代科学的建设上，中华民族的智慧也会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我们现在也难以估计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完全有可能在解决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上发挥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对此充满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