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稿》专门写了中央乐团的一些老人儿和老事，其中提到了作曲家施光南。这让我想起差不多三十一年前，我与施光南老师的一段交往。

说交往，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几乎没有正面交谈过。施光南老师是我的中学校友，但比我年长十来岁。按北京话说，十来岁就是不到十岁而将近十岁的意思。十多岁才是超过十岁的意思。1981年，正值母校校庆35周年，我们回到母校去参加校庆活动。在这次校庆活动中，施光南老师自弹自唱他新创作的歌曲《春天与秋天》。我当时就觉得这支歌，很好听，也很有哲理。因此一听就喜欢上了。

校庆的活动日是在三月份。而那年的三月份，我也正好进入大学的第四个年头，即第七个学期。在那个学期，我们要到中学去进行毕业实习。我去的是京工附中。我们那个班是高中一年级，班主任是英语老师，我和另一个同学担任副班主任。在参加校庆活动之后，我突然萌发一个念头，想把这支歌教给我实习的那个班的同学们。只是当时听到施光南老师唱过之后，手头上既没有歌词，也没有曲谱。因此就突发奇想，给施光南老师写了一封信，请他帮我寄一份这支歌的歌词与曲谱来。当时也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只知道他是中央乐团的，所以写信的地址就只有中央乐团几个字。

没想到，没过几天，施光南老师的回信就寄来了。在信中他附了一张手抄的用复写纸复写的歌篇。歌篇的字迹很工整，歌篇的纸很薄，但也很白。我拿到这张歌篇，如获至宝，马上就视唱起来。歌词是这样的：秋天走了总要留下许多种子，托冬天把播种的任务交给春天。春天走了，总要留下许多果实，托夏天把收获的任务交给秋天。春天啊，永远见不到秋天，秋天永远见不到春天，可是它俩的友情却一年深似一年，一年深似一年。这首歌我记得是韩伟作词，施光南老师作曲。

拿到歌篇后，我把它抄在一张彩色的大纸上，就是当年写大字报用过的那种纸。然后跟班主任老师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利用课余时间教给同学们学唱这支歌。班主任老师很支持，就跟同学们说了。同学们也不知道要学唱什么歌，大概都带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吧，反正不是很积极。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吧，先教曲谱，再教歌词，同学们学得也挺快，很快就学会了。本来也就一段歌词，且极易上口，所以学起来很快也不难理解。我听着同学们的歌声，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地思绪，说不清是高兴，是满足，还是别的什么，或者是某种惆怅。

和施光南老师的交往就是这样简单，真的是未曾谋面，只有书信的往来。其实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的人品。他于1990年英年早逝，去世后，文化部颁给他“人民音乐家”的称号。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在四人帮肆虐期间，他就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这样旋律优美的歌曲。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写的《祝酒歌》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欢欣喜悦的心情。后来，又创作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样优美的歌曲。说正格的，那些歌星们在他们的演唱会上，都说献给歌迷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可是真的一听，那些歌真是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施光南老师的音乐真是下苦功写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永远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这才会让他的音乐既如此美丽动人，又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和欢迎。

现在，好听的歌真是太少了。写歌的人要么只为赚钱，要么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就干脆不写了。好的音乐作品大概不是光靠钱就能买到的。它需要音乐家的创作激情，而这种激情不可能只是纯粹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它应该始终与人民的命运同呼吸。施光南老师写《在希望的田野上》，只得了三十元钱的稿费。有人说他拿这么少的稿费太不值了。而施光南老师说，不论社会上有多少让人不满意的事，我总是对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充满希望的人，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呢？现在有些人，不管年轻人，还是中年人，甚至也有一些老年人，整天牢骚满腹，看国家没有一处顺眼的。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地去尽力。而施光南老师虽然也看到国家存在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想的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着这些不如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