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戏说老公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四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见诸各媒体的词汇日新月异，许多原先只在民间部分人所说的语汇也常常在各种媒体出现。把丈夫成为“老公”就是一例。对此，有人颇以为正当，有人则认为这是恶俗，有把丈夫作太监之嫌，因而是称谓的堕落。这样的议论虽然已经很久，似乎不应当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但还是时常被人提起，说明还是有人感到好奇。所以不妨说一下，看看究竟是正当还是恶俗？由于既非戏说，亦非考证，只是作一些说明和解释，故暂且名之曰“非戏说”。

从哪里说起？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公，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的字眼之一。它与私相对，千百年来，人们总被要求“破私立公”。《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这就是说，公是私的相反。这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义是“平分”。“分”与“公”长得有点像，它是用一把刀，把东西切成两块。而公是平分，两块分得很均匀，一样大小，这就是公。我想起来了著名的童话“狐狸分饼”的故事，狐狸并未把饼“平分”，而是分得一块大、一块小，那是故意的不公，借此牟利。而公与之相反，就是要公平、公正。

远古之人对利益的分配讲究“公”，那么主持这种分配的人也就称为“公”。这样的“公”多为德高望重者，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最早当为年长的男子。

上古的管理者中，天子之下，便是公了。辅佐天子管理天下职务最高的三个人便是三公。周代的爵位，按照高低排列，是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一等。春秋的那些诸侯，不管本身什么爵位，很多都“僭称”为公，那就是因为公最为尊贵。那些侯、伯、子等（如齐侯、鲁侯、晋侯、秦伯、楚子等）都曾经僭称为公，以示荣耀。

德高望重者往往也是年长者，所以，老年男子也被称为公。有时候，这个公字也被“翁”被假借。因此，很多情况下，翁就是公。

在家里，年长者，例如，祖父，就被称作公。例如，《吕氏春秋•异用》记载了这样一段： “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 ‘子之公不有恙乎？’”然后孔子再问候其父母，再次问及兄弟、妻子。这里的公就是祖父。又如《史记•外戚世家》记载说：“（窦后）乃厚赐田宅金钱， 封公昆弟”。根据唐代人司马贞对此的解释，这里的“公昆弟”就是祖父的兄弟。

由于作亲属之间的称呼用，所以与所有的称呼用字一样，常常两个字重叠着用，如公公、婆婆、爸爸、妈妈、伯伯、叔叔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公也被称作公公、老公公等。直到现在，南方许多地方还是称祖父为公公，称外祖父为外公。

祖父称公公，有时候把上代的祖先也称公公。如汤显祖《牡丹亭•怅眺》中，柳梦梅对秀才韩春卿说道：“比如我公公柳宗元，与你公公韩退之，他都是饱学才子。”

以后，公和公公、老公公等又作为父亲的称呼。《广雅·释亲》：“公，父也”。妻子对丈夫家人的称呼往往跟随丈夫，所以丈夫的父亲也被这样称呼。丈夫的父母亲合称公姑或公婆。例如，远在汉代，就有“不瘖不聋，不作姑公”的俗语（汉·刘熙《释名》）。直到现在，我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仍然称呼丈夫的父亲、母亲为公公、婆婆，或老公公、老婆婆。

在这里，公、婆往往成为对偶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俗语。

人们的称呼用得多了，往往“错辈”。如父亲的兄、弟称伯伯、叔叔，丈夫的兄、弟也称伯伯、叔叔。过去丈夫的母亲称姑、而如今把丈夫的姊妹称大姑、小姑。本来婆是指年老的妇女，又指母亲，还指祖母，又可以指丈夫的母亲，最后丈夫把妻子也叫做“老婆”。这是如今人人皆知的称呼了。

公也是如此，本指老年的男子，又指父亲、还指祖父，又可以指丈夫的父亲，最后，妻子把丈夫也叫做“老公”。这里的公看起来似乎辈份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家之主。元代的《南村辍耕录》中说：“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直到今天，南方许多地区仍然称夫妻二人为家主公、家主婆）。所以，公的这些用法是非常合乎文字使用逻辑的。

这样的以老公为丈夫的俗称，至少在元代便产生了。如元·杨显之《酷寒亭》第三折：“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到明代，这样的例子就举不胜举了。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个小老公。”《水浒传》第五回：“那大王叫一声：‘做什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得老婆！’”《西游记》第三十五回：“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可见，夫妻两人之间，互称老公、老婆是很有些时候的了。

那么，把太监称为老公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好些“专家”甚至自称宣传儒家学说的“大家”都宣称“老公这词最初就是称呼太监的”。他们警告现在这些称呼自己丈夫为老公的人：“不知女人呼叫老公时，是否骨子里潜意识就想过，这眼前的男人，就真还有些太监的味道? ”

明明是与母、与婆相对，是雄性标志的公，怎么会与去了势的宦官联系上的呢？

事情发生在明代。众所周知，明代的宦官势力极大。在军队里，宦官往往做监军，凌驾于军事指挥官之上。在朝廷和民间，有宦官控制的特务组织东厂，往往罗织罪名，任意加罪于官员或百姓。像王振、刘瑾、魏忠贤那样权势极大而危害也巨大的宦官之多，也是空前的。对于这些宦官，人们又是惧怕、又要“尊敬”他们，于是拍马的人便想出来了一个非常“崇敬”的称呼——“公公”，意思与如今称爷爷差不多。如果还要“尊敬”，那便是“老公公”。明代的王世贞便在《觚不觚录》中揭露某些官员的无耻行径：“一大臣于正德中上书太监刘瑾云：‘门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可见，在当时这种称呼也是不齿于正人君子的。但是，不齿归不齿，许多人还是这样做。于是，称宦官为公公也就逐渐成为常态，甚至成为一个普通的称呼。《西游记》第六十八回：“太监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馆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这两个奶奶知事。’众校尉道：‘这和尚委不识货！怎么赶着公公叫起奶奶来耶？’”明·屠隆《彩毫记·为国荐贤》：“公公叩头，小人们闻皇上爷今日便殿开宴，召诸学士应制赋诗，小人们在此伺候供应。

但是，任何“好”的称呼，往往都要“贬值”，而对于宦官这样的表面上无限尊敬而内心则无限鄙视的称呼，其贬值速度也就非常快。于是，民间用“老公”来称呼宦官，其实是非常鄙视的。这种称呼，在清代更加流传开来。据清·《枣林杂俎》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即有"打老公"一说。《红楼梦》第八十三回：“门上的人进来回说：‘有两个内相在外，要见二位老爷。’贾赦道：‘请进来。’门上的人领了老公进来。”《官场现形记》第九回：“他就立刻进京，又走了老公的门路。”

实际上，宦官们出京的可能性极小，进宫当宦官的人也主要在北京附近的地区。所以，以宦官为老公这种称呼，一开始主要在京城。以后才慢慢随着戏曲、曲艺、小说等的传播而扩张开来。

但是，传统语言势力，即老公就是丈夫，仍然在民间顽强地存在。

流行的语言，一般地说，往往是强势阶层或地区的语言。也就是说，占政治、经济或文化优势的阶层或地区的语言更容易传播开来，被人们所接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被人认为是富贵之人。

在元、明、清三代，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贵族语言便强烈影响着京城的老百姓，而京城的语言则影响到全国。而这种影响是随着距离的远近而逐渐衰减的。所以，几百年来，北方方言（即官话）区的势力越来越大，吴方言就受到北方方言的许多影响，相对来说，闽方言、粤方言就更加保守一些。像“老公”就是宦官这样的概念也就在北京以外的地区逐渐逐渐传开。

民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到长三角地区，那里本来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民国期间，官话中加进了许多吴方言词汇和由翻译外语而来的词汇。

1949年以后，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普通话的推行以及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进程越来越快。广播电视的普及更加加速了这个进程。拿对人的称呼来说，北方方言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前些时候大家曾经议论纷纷的外婆与姥姥之争就是一例。再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读书，著名的童话故事《拔萝卜》的种萝卜者是“老公公”，故事的开头是：“从前有一个老公公，种了一个大萝卜”，帮着老公公是老婆婆。但是，我相信，以后的故事版本中便一定变成了“老爷爷”和“老奶奶”。这种北京附近方言的扩张是势不可挡的、不可避免的。同样，在49年以后出生的北方地区的许多人，只知道“老公”就是宦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风，使得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相应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语言，如粤方言及港澳地区的习用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影响到了全国各地。很多那里的语汇进入了普通话。把丈夫叫做“老公”便是这种影响之一。

 老公这个词汇的流行实际上是传统语言的回归，老公、老婆是很好的对偶，所以被老百姓接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相信由于宦官这个历史上的丑陋产物被消除，其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称丈夫为老公这种说法，不会像有些网络词汇那样，流行了一阵便基本消失，而是会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