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故事发生的那些日子里，两位主角并没有意识到“三、八”已经成为了这个女孩子的节日。…………

那是在1970年的6月，招工返城的消息犹如阵阵春雷强烈地撼动着下乡知青的心。经过大约一个多月运作，该地区知青中的幸运者，大约50%以上的人，已经得到招工返城的确切消息，那种欣喜不可言表。而另一拨经过痛苦的感情煎熬的知青，则已经将返城的希望转移到虚无缥缈的第二批的招工上……。在我们公社，全体知青都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唯独我的心仍悬在半空。理由很简单，我太过幸运了！招工开始不久，武汉的一家大单位便录取了我。几天后，家乡一个当时最好的机械厂的一个非常得力的人事干部死缠烂打，一定要将我招到他们单位去……。我则在“鼓里”长时期地备受煎熬，所得到的唯一消息是“档案不见了”。摊上这种事，就一青春痘长在我脸上，您不着急！

这一天，我早早出发，步行到30里开外的区政府去询问档案丢失的事情。来回近70里路，累倒是其次，烦、热、渴、饿，浑身汗水淋淋，一脸沮丧狼狈！我近乎小跑着回到大队，下意识地径直来到就近的六小队知青点。于是故事发生了。

六队是人口较多，不准备安插知青的富裕队，知青点内安置的是几位后来插队或转队的特殊知青。三个人分三批来自三个不同学校。原地委副专员（据说已在解放前夕）的儿子，原区委书记（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千金，以及故事的主角，一个刚满二十岁，67年毕业的初中女生。她已经得到了关于自己的确切消息，在本地区插队知青基本都回家的情况下（武汉知青因路远未回家），坚持留在队里为下一次的招工努力地表现着。由于她较晚到此地插队，又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与学校，我和这女孩相识还不到两个月。

第一次见面是在为招工而举行的学习班中。学习班在大队小学举行，不知道办班目的的头两天，同学们十分开心。由于学习内容不太多，一个破篮球成了男生消磨时光的主要工具。女生们不喜欢篮球。第二天找到一副兵乓球拍，于是争执开始了。先是男生们自己内部争，解决方法是“点将”，即有本事的淘汰完没本事的后做“皇上”。没过多久，同样感兴趣的女生参与了进来，这一突然加剧的，带有性别多样化的“僧多粥少”，马上使场面戏剧化起来。男女混合“点将”开始不久，一位打输了的男生（那个时候不提倡绅士精神）耍赖，拿走了一只球拍。哄闹了几分钟后，一位娇小干练的女生落落大方地上场了。这位女生反拿着自己吃饭用的搪瓷碗，略显拘谨地站到做“皇帝”的男生对面。不到几分钟，受过良好训练的她造反成功(赶跑了男“皇帝”)，十来分钟后，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在场的全部男生，天下成她们的了……。我们之间没有交往，但显然我开始关注到她……。

第三天下午，大队支书公布了学习班的真实目的，在知青中进行返城招工人员。他着重交代了招工的条件，人数比例，推选方法，以及入选条件等。在公社领导进一步强调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后，便是知青们关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表态。这就是我们当年遭遇的那一声春雷。其实江汉平原的五月下旬，已经是夏天了！

会议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九点。6、7、8三个小队并排坐落在整个大队的最北边，离大队部近三里路，三队知青自然便结伴同行。皎洁的月光，悠闲的步伐，热情的畅谈，激昂的争执，其情其景终生不忘。大约5、6分钟后，我恍然诺有所失。一回眼，她果然落在了后面，离人群二十步开外，那慷慨，潇洒，激昂，俊俏的“兵乓王子”气度荡然无存。我心头一怔。

退到狭窄的路边，我弯腰整理了一下肮脏的鞋带，伸腰时刚好与她并排。我兴奋地说道：“哎呀，这下我们有希望了！”她则过头，礼貌地望着我微微点了一下，那表情似乎向人传递着一种莫名的惆怅！我心一怔，接着说道：“这次你一定没有问题！”她回答：“嗯！”。我被她的表情弄得莫衷一是，便再加了一句：“不是么？”她说：“我肯定不会被招工，肯定的！”我脑子里满是“乒乓王子”娇美的场上形象，于是说，“招工不招你？那还能招谁？……，再说，他们会帮你的！”没有回答。接着我又问：他们怎么都没来？其实这已经是明知故问了。她回答：“差不多两个月，他们都没有来……”。似乎言而未尽，语音中又夹杂着轻微地叹息……。稍停，她反问：“你怎么到后面来了？”我老实地说：“看见你没跟上，想到后面陪陪你……。”她说“其实没必要，我没事。”  这俩天我已经了解到一些她的情况，知道她同队的两位同学长期不在点上，也能想象出居然不参加如此重要学习班的潜在内涵。可还能说什么？于是，我将余下的时间交给了皎洁的月亮公公……。

此后我们还见过几次面，但没怎么讲话，更没有单独接触。

太阳已经落山，由于我们（七队）知青点没人在家，我便想先在六队喝口水，歇歇脚。进门发现没人，于是转到厨房。果然是她，也果然只有她一个人。她正坐在小凳上吃饭，旁边水缸的盖子上放着几样青菜与腌菜。看见落落寡欢的我出现在门口，她朗声问道：“吃饭没有？”看神情，她已经又找回了以前的那种开朗大方。我摇摇头。

她没说什么，起身将扒过几口的饭倒回锅中，又到宿舍中取来几个鸡蛋及一瓶她平时舍不得吃的带荤的腌菜，她要用咱当地知青们最高的待客规格，鸡蛋炒油盐饭来招待我这落魄的贵宾，当然也要包括她自己。

饭后，她说：“别过去了，你们点没人。”没等我回答，她转身进到厨房。大约半小时后，她叫我进去，厨房的中间放着一个大木盆，盆中盛着半盆热水，她取来她自己用的毛巾，洗脸用的，洗脚用的……，她自己用的肥皂，一件男生穿的汗衫，以及一些男生平时不用的东西，并反手将我关在厨房中。思想斗争了良久，我很不体面地就着全套女生用品洗了一个澡。打开门，天已完全黑了。她递给我一把蒲扇，并示意我坐下。然后说：“天黑了，男生在这里出入不方便”。她吃力地端起木盆，将水倒在场院远端的斜坡下，将木盆及其全套用具拿回寝室，开始料理自己的个人卫生。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将厨房里的我叫到她的宿舍。

宿舍大约20多平方，长形，一边摆着两张单人床，小床背贴着床背，中间隔着两层帐纱。另一边并排放着两张简单的两屉桌，桌上放着墨水瓶，口杯，两个我颇眼熟的搪瓷饭碗，以及更多的是镜子梳子等女孩子的东西。床与桌子中间一大块空地，摆着两把旧式的乡村特有的木靠椅，其间有明显新鲜的水痕，那是她刚刚洗澡的地方。她将我让到靠里面的她自己睡的床边，为我安排了枕头床单。我睡下后，她又把蒲扇递给我，然后离开寝室。连日的劳累与精神压抑使我倍感疲倦，我很快有了睡意，但仍坚持徘徊在朦胧之中。大约二十分钟后，她又回到寝室，没和朦胧中的我打招呼，悉悉索索了一阵之后，她吹灭了灯，接着就是关门的声音。无电的乡村夜晚房间里尤其黑暗，经较长时间适仍仅能在近距离分辨物体的大致轮廓。尽管我自小与姐姐及几个妹妹同吃同住，那种为女孩子居室所特有的芬芳仍旧搅得我很不自在。尤其要命的是这种芬芳似乎越来越浓，使得我本已酣然的睡意不由得悄然消退，我反而比刚睡下时清醒了许多。

悠然，一个声音在耳畔极近的地方响起，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则过身一看，女孩就在躺我的身边，隔着两层帐纱，面向着我，距离不超过二尺。她问我，事情究竟怎样？我如此地紧张，以至于连讲话都难以张口。努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我回答：“没结果，管事的人都没有找到……”。第一句话出口后，情绪稍稍平静了一些。她接着说，她今天到公社去了一次，特地问了这件事情，办公室的人说我肯定已经被招工，档案都被别人提走了。又说，即便是档案掉了也不是大问题，因为不是你自己掉的。而且掉的人一定会想办法。我自然也同意她的观点。我悻悻地告诉她，我也知道结果肯定是那样，但就是不放心……。于是她很仔细地为我将整个事情分析了一遍，并嘱咐我一定要放开心，不然心事重重地让周围的人看了都难受（其实主要是她在难受）。

话题逐渐转向了她。她说：“这次招工没她是必然的。有两个当领导的子女在，不先招他们招谁？……。我现在的想法是一定要安心农村的工作，好好表现，争取下次招工能轮到我。”我心中一酸，赶紧将话题转到那天打兵乓球的事情上，谈话的气氛果然轻松多了。她说，她小学二年级学体操，四年级以后一直到中学都是县兵乓球体训队的。收拾你们这些没经过训练的人完全不在话下。接着她详细讲述了她的个人经历。这个女孩书香世家，解放那年的10月出生，比国庆晚几天，但大我整整8个月。由于家庭的原因晚了一年多读书，所以虽较我大但低我一年级。在学校她显然文体兼优，学习成绩也不算差。文革期间也想参加社会活动，但家里拼命拦着没让她参加文革运动。加之下乡又较其它同同学晚了半年，所以和原来学校的同学不再联系，和现在乡下的同学之间也比较疏远。她还告诉我她运气很不好，66年二月海政文工团在湖北招生，她已经通过了初试（全湖北省4人），但因为文革开始复审没有进行。她又讲，她比同点的二位同学大，他们之间关系很好，但与她没有共同的语言，谈不到一起，因此感到很孤立。又讲插队快一年了，那两位在生产队的全部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三个月，而自己则除过年外，几乎整个时间都在队里劳动。她感到委屈。这些，作为大队知青的小负责人之一，我以前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坦率地向她承认了自己的这一不足。

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我告诉她，我的出身很好（这点当时很重要），父亲是工人，一个解放前就与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的小干部。我有一个姐姐五个妹妹，小时侯业余练过一年杂技，兵乓球不行但喜欢篮球。我重点给她讲了我文革前后的经历，告诉她文革前如何开始组织学生小团体，文革早期如何作为非团员列席团支委会议，两次串联的经历，以及文革开始父亲劝我不要参加运动的种种理由。同时还讲到文革早期如何保护同学，被保护者如何在文革关键时期救过我的命；父亲如何将绝食的姐姐抓回家；参加绝食时在餐馆喝米酒如何被班学习委员抓个正着；砸保守派组织时咱一群大男生如何被几个护校女学生追着痛打，以及误砸财务室大门不得不守夜防小偷并被误认为小偷几乎被抓的惨痛经历；这些经历引得她一阵阵地开怀大笑。而文革中期我在众目睽睽的造反派组织会议上宣布到保守派组织调查两派观点的实质性区别，不明不白的成为了保守组织的小头目，一个人独立支撑一份周报，写杂文骂得狗血淋头的对方发誓要干掉我，67-68年间父亲逃难并挨打，母亲被押着到处抓父亲，家庭经济生活极度窘迫，以及下乡前后我内心的一些思考等，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显然引发出她内心深深的共鸣。

这场谈话如此温馨，如此惬意，如此的推心置腹。在朦胧的黑暗中，我们脸对着脸。隔着两层帐纱，相互间不经意地感受着对方轻快的呼吸,不时传来的鸡鸣将我们的谈话带入更为孟浪的诗境……。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多少年来我一直后悔没持续那段无边无际的谈话……。

第二天醒来，她已经起床。到厨房看她不在，便循声来到柴屋，她正在柴屋中打“要子”（将麦草邀成把好烧灶）。见到我就说早饭做好了去吃吧！我没应声，尊下来帮她整理麦草。一连几天的烦心事又涌上心头。她看我面色阴沉，便说：“又不高兴？我给你唱个歌吧（唱歌是她的特长）！于是她开始唱歌。一首，两首，见我仍旧打不起精神，她的面色突然阴沉了下来。说：“看你，你有希望，能够回城里去，仅仅是办事不顺利就这么不高兴！我呢？我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朋友，一个人在乡下，妈妈又不在身边，还得唱歌给你听，我高兴吗？你问过我没有？

在一种深深地内疚与自责的激发下，一个小男子汉的自尊与自信忽然喷薄而出，我毅然站起来，果断地说：“不吃饭了，回队去！直接去找武汉招工的人，问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她没做声，取下抱在头上的毛巾，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很用劲的将我推到厨房，取出热好的饭菜，又回身去取我昨天换下，被她洗净晾干的衣服……。

回到小队，我向小队长讲明了这一个月来的全部经过，并告诉他，我的档案已经离开了公社，我不是公社的人了，我决定今天就离开小队。队长没有挽留，赞许地同意了我的决定。他派人帮助我收拾了行里，并安排两位青年送我过江去公安（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

刚出门，远远看见出工路过我们队的她。扛着锄头，戴着一顶半旧的小草帽，夹杂在一群农民中间，仿佛正在躲避着什么。我将行李推给送行的青年，快步过去将她拉到路边，告诉她我的决定。她说了几句道别的话，便无语地呆呆地站在路边，我也没有更多的语言，只好转身离开。当走出大约100米的时候，她突然高声地喊着我的名字，一边喊，一边将锄头交给身边的农民小姊妹，并高声地说道：“我也走，我跟你回家去。一块儿走！”

空着两手，没讲一句话，她跟着我们走完漫长的4里（在她的生活中一定很长）多路，乘木船渡过长江，来到公安县的长江码头。而我则整个时间都用于应酬为我送行的，同时也是平时与我相好的几位青年农民。在码头上，利用我与送行人道别的机会，她急匆匆上街去了一次。要上船了，她接过我的书包与大网兜，两个硕大的背包则由我独自背着。好在距离不长，而当时的我们则有的就是力气。散客是没座的，她接下我背上的行李，并排放在船边仓壁的甲板上，装脸盆与杂物的网兜放在中间，书包则放在了网兜的上面。我回身坐在一个背包上，趁她转身坐下的时候，我不经意的打开书包的扣带。还没有等我将书包完全打开，她悠然转过身来，迅速地抢过书包，嗲声叫道：“不许看！”那眼神，那回身的动作，那俊逸的表情，那娇吟，妩媚，顽皮，彰显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暮然，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袭上全身，我呆住了……。还未等我回过神来，她又重新命令到：“坐下，不准抢我的书包，不准看！”我顺从地坐在行李上，她坐在我的旁边，抱着我的书包，并从网兜中一个个地拿出青年农民送给我的小本，饶有兴趣地欣赏着他们在扉页上给我的留言。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想阻止我在船上看她藏在我书包中的笔记本，看她在笔记本上给我的留言。由于这几个笔记本，她送的以及农民青年送的，一回家便多数被妹妹们截留，当这个小本由大妹收缴并重新给回我手上时已经是半年多后的春节。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愉快的，我们评点着笔记本上的题词，回忆着农村生活的种种经历及其与农民之间的友谊，一个多小时很快便过去。下午1点多钟，船抵达故乡的码头。我们一同走到街上，她又送了我一程，该分手了。我回家，而她家则在10公里以外的荆州城中。

姐姐已经出嫁，考完期末考试的妹妹有两个在家中。趁着我吃饭的当口，妹妹自工厂叫回了上班的母亲。我向母亲讲述了最近一段时期的事情，母亲安慰我：“没关系，你爹一直出差，但他在xx厂的朋友已经在关心你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没介意，便骑自行车去找已经回家的同学打探消息。车子刚上XX路不久，一眼望见那女同学正站在路边。我高兴地跳下车，问她你怎么还在这里？她毫无道理地埋怨到：“才来，等你半天了！”原来，她从要好的同学那儿打听到与我相关的重要消息。这次武汉到我们公社招工的单位，不是人们所传说的“八大员”单位，招工的人也没有离开荆州。她说她是荆州人，招工人员住的招待所她很熟，今天晚上她不回荆州城，明天领我一块去。

第二天，我起得较晚，在她三叔家门口又有一些耽搁，出发时已经十一点了，而到达地区招待所时已经接近中午一点钟。经打听，在我们公社招工数量最多的单位是武汉市的一家大医院，仔细梳理前一段时间的招工过程，我俩一致认为我的问题一定就被卡在了他们那儿。找到他们以后，情况进一步清楚了。他们招工小组有好几个人，个子矮矮的一位招工时自称剃头匠的中年人原来是位脑外科医生，自称旅店服务员的两位是护士，以前没见过面的人中一个是内科医生，另一个是人事干部（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军代表，他们称他为指挥长，是空军的高级干部，级别比我们军分区的司令还要高得多，我的事情得由他点头。

“指挥长正在午睡！”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在小楼的前面毫不留情地拦住了我们。等了近一个钟头后，素来胆大的她耐不住了，她带着我绕到小楼的后门，悄悄溜上二楼，又径直推开那个十分气派的房间。一个老头正在睡觉。她大胆，但仍旧十分拘谨地敲了敲床栏。

指挥长年近六十。像其他从战争中拼杀出来的军人一样，英武的成分显然大大多于英俊。睡意薰薰的他一见到我们，马上高声叫叫道：“小M”！小楼门口的“M同志”，一个部队保卫干事，他的前警卫员立刻高声答应着跑步上楼。二话不说抢先把吓呆了的她和我给轰出房间。几分钟后，M同志打开门，朗声命令道：“进来”！惊恐未定的她略微张开双手，做出一个下意识的保护我的姿势，抢先进入房间，战战兢兢地走向指挥长的床前，口里一个劲喃喃地说到：“伯伯，对不起，伯伯，对不起……”。指挥长没理睬她，将头朝向我威严地问道：“是你么？我知道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能找那么多人到我这儿来拿档案？还了得！”不等我回答，他又说：“要不是他们都说你还不错，我早就将档案退给你们公社了！你还能有到武汉工作的机会？”接着，他从三个方面谈了我应该去武汉的理由，即招工单位是亚洲第一流的大医院；我们现在准备培养“能工、能护、能医”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一个人应该志在四方，四海为家才有出息。整过训话过程简洁流畅，没给我们留下一丝丝插话的空隙，但态度显然不如刚才那样生硬。临了，他叫小M取来我的档案，果断地说道：“我们今晚就走。如果你不跟我们去，可以取走档案。要是你愿意到武汉，我让他们安排你明天的船票。……，现在就做决定。”由于崇拜，由于向往，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同时由于企图在异性面前维护小男生的自尊，当时的我已经几乎丧失了思考的功能。我立马回答：“去，我愿意！”指挥长挥挥手，示意让小M领我们走出房间。

在小楼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办事人员为我们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并交代了一些具体事务，离开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与我的亢奋激动相比，好久没有机会讲话的她，露出了明显的疲惫。我问她怎样了? 她说她累，尤其是困了。“两天都没有睡觉！”我问她为什么两天没睡？她说：“前天出去没找到睡觉的地方，回来和你讲话，又看着你打呼噜，能睡着？第二天三叔家有客，和两个小妹共一条被子，怎么睡？”我说：“那你就赶快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两人从招待所出来，路过小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她下意识地转弯朝南门走去，我跟在她的后面。走了一小段路后她回过头来，看看跟在后面的我说：“你回去吧。”我点点头。她懒洋洋地朝前走，我恋恋不舍地跟在她的后面。悠然回首，她又发现我跟在她的后面。一脸不高兴的她一字一板地对我说：”今天，你不能去我的家！”我说：“不去，就送你到家门口”。她说：“不行，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家，你也不能知道！”说着，她转过身，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稍后，改用一种较温和的语气说：“家就在南门外，今后我会告诉你的。”我知道没戏了，顺从地转过身往回走……。好长一会儿我回头，她仍旧直愣愣地看着我。

答应到武汉的消息，很快在我的同学中间传开。晚上不到八点，另一位因故没能赶上随大队人马去武汉的同学到我家给我送来了船票。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同一个大队不同小队插队的知青。送同学回家途中，在她三叔门口附近的老地方，我又遇到了她。我家离她三叔家虽然隔着两条街，但其实很近。和同同学分手后，我问她为什么又来了？她说明天我要走，她不放心，过来总能帮助我做点准备。“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这一次我们在街上流涟了较长的时间。先由她策划明天的准备工作，接着是对在武汉的生活进行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末了，我大气地将她带到我家附近，告诉她门牌号码，并直接指给她我家的大门。接着问她，晚上到哪儿睡觉？她说：“还是在三叔家吧，他不会赶我的”。我问：“睡不好觉怎么办”？“困不死的”！她十分干脆地回答。

第二天从早到晚，我与其忙碌，不如说是在焦急的等待。母亲请假，5个平时不怎么着家的妹妹齐聚家中，计划或没计划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由她们代劳，用不着我也自然轮不到她来插手。我心不在焉地坐在门前一会儿看看忙碌的妹妹们，一会儿看着门外的街道，脑海中满是她的影子，眼际内似乎也有她的影子飘过。几次借故上街送同学或者买东西，一次都没有在想像中的地方发现她，奇怪极了。晚上快九点钟，我又一次送同学回家，分手后一转身，幽灵般的她飘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喜地大声问道：“哪里去了，这一天？”她答道：“你不知道？……哎，算了！”我们一边谈话一边走，很快走到家门口，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已抢在我前面进了家门。先大方地叫了一声妈，然后和较大的两个妹妹打招呼。为我出门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而安慰母亲的任务巧妙而不期然地落在了她的身上，一准是上天刻意的安排。而她那温柔而又得体的“呢喃”通过母亲的嘴，多少年来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耳际回响。最后一项工作是为我准备晚点，在那物资高度匾匮的时代，母亲和妹妹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就着下午的剩菜的“鸡蛋炒饭”，而越众代庖显然是这位’蛋炒饭专家”的一件十分自然的选择。

该出发了，我向母亲和妹妹做了个出发的手势，顺便告诉她还有两位同学同行的事情。听了名字以后，她淡淡地说：“没什么，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会认识我。”接着又调皮地加上一句：“这么多妹妹给你送行，见到他们，就不能说我是你的姐姐？”是啊，她大我几个月呢。

乘到汉口的下水船，需要到二码头，期间要经过几乎整条的中山大道。她三叔的家首当其冲。就在妹妹们抬着行李兴高采烈地走上大街不久，突然遭遇原来约b定在码头见面的那两位同学，这一出其不意的巧遇再次令她陷入尴尬。这两位同学一位因刚从焦枝铁路工地下来，另一位家中有事耽搁的同学恰好是她那次乒乓球竞技的对垒者之一。要命的是他不仅认识她，而且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一阵惊悚之后，原本就思维敏捷的她迅速恢复了既往应答自如的状态，她代表生产大队为我们三位远行者送行，一番热烈的谈话便在她和我们三位远行者之间展开……。从街上到码头，从码头到船舱，又从船舱回到船边。

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懂事一些的大妹将她让到趸船边离我最近的地方，她没说什么，返身将母亲拉到我的面前，她搂着母亲的肩膀，躲在母亲身后凝望着我。我忽有所悟，跳下船赶紧到大妹身边，悄悄说道：“她住在荆州，一点钟了，回不了荆州城，她今天又没地方住了”。大妹点点头，而她则将脸埋在了母亲的肩后。……。

船渐行渐远，她已经自母亲肩后抬起头来，一双诺有所思的眼睛远远地注视着我和我的同伴。看着这送行的队伍，我那位一向聪敏伶俐的同学忽有所悟地问我：“哎，怎么会由她代表大队为我们送行？……，她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吧？”我不假思索地断然地回答：“不是，我们面都没有见过几次，你不知道？”“哦，当然，可她今天的行为好像就是你的女朋友呃！”同学说。我没回答，可在心中同时也问着自己：“这个样子的她就是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