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小学一年级顺利度过了第一个月。

 

9月1日上学那天，出发前的心情就像面对一个仪式。如果不是恰逢周一早上有例会，我愿和妻子一同看着儿子走进教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一天。在饱受正统教育的人的心里，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成为一生中无法解开的结。

 

我隐约记得自己刚上小学时的情景。那还是70年代，教室很简陋，课桌是像门板一样的东西，每个孩子都要自己带着板凳。我们是走着上下学。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本田字格是姐姐跑去给我买的。开始几天我很不乐意去，但很快情况就有了巨变，我成了人人夸奖的好学生。那时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我几乎不太费力就能考“双百分”，我觉得上学很自然、很简单。……那一段有着我此生中不会再有的简单和欢乐。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年级的装备及书包的重量都在跟着GDP一同增长。

 

余光中在《日不落家》中写道：“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觉得我的这“半个童年”虽然不再如30年前那般“简朴”，但同样充满欢乐。我相信儿子的欢乐远不会少于我。

 

许多家长在感概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社会干扰多、游戏和交往匮乏，等等，似乎只有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童年才是幸福的。这完全是成人掺杂着怀旧的一种偏见。

 

我曾经拜读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那本《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张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书的中文题目也许正迎合了上述想法，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它的精辟并保持了中立与严谨的态度，它更像一本严肃的专著，而非不负责任的煽情。就如一场辩论会，书中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论据。

 

关于电子媒体时代对儿童的影响，书中引述了艾尔凯德的一个观点，这也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书报这些旧媒体需要识字才能阅读，这是一种天然的“知识障碍”（intellectual barrier），而电视的普及消解了这一障碍，让儿童早早地接近了原本属于成人的世界，这对儿童的成长是“催赶式”的。或者说，当初印刷品将儿童和成人分开，如今重新整合到了一起。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童年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ldhood）问题也出现了，儿童的教育成了固化的机构按照固化的程序所进行的一种职业化的行为。还有，儿童作为一个新的市场目标，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化的围追堵截。等等。这些认识是深刻的，但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书中同样也展示了另一方面，认为电子媒体的出现对儿童是一种解放。我更相信这一点。这不仅是面对现实的积极选择，也是事实。

 

有MP3播放装置，即便我们再忙，也可以保住儿子听故事的乐趣；当儿子痴迷于电视《哆啦A梦》的想像力时，我们会引导他读书，告诉他更多有趣的故事是在文字里；在电脑上玩了游戏之后，儿子发现去室外和伙伴们嬉戏更有魅力，从此对室外活动更加迫切也更加珍惜，每天都想着出去。玩是人的天性，儿童对快乐的单纯诉求得到了更丰满的满足，这有什么不好吗？每天下班回到小区，看着一群满嘴新词儿的孩子满头大汗沉浸在玩沙包的传统游戏中，我绝不会相信这一代孩子会有什么“变异”。

 

如果我们成人能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突破传统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现，电视电脑电玩的普及只是有限地改变了游戏的形式，“知识障碍”的消除莫不是让儿童在更公平的平台上成长。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能透彻把握这个娱乐时代的特点，就总会有办法利用电子媒体所提供的可能性，引导孩子全面发展。

 

媒体对“童年之死”的话题乐此不疲的夸大，利用话语权咬住所谓典型案例死死不放，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是成年人的自扰，与儿童无关。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第13条规定儿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17条规定儿童有接近各种媒体的权利，第31条中确定儿童有休闲以及参与文化生活的广泛权利。让我们一起回味《童年之死》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

 

电子媒体时代，童年正得到解放。我们不如将担心搁置一旁，以饱满的好奇心看着孩子如何青出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