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做编辑已经很久了。目前的工作围绕数字出版。我曾斗胆说过：“数字出版让专业出版回到了它本该有的样子”。就在我义无反顾要和纸书决裂的当口，最近的一次回顾突然让我心生怀念，就像端详老照片。

我在脑海中把参与编辑过的书按时间顺序排成行，让自己的思绪沿着这条时光隧道往回飞奔，书皮的光色就如电影里寓意深刻的镜头，引发我的记忆如泉涌般爆发。……

我来到了这一切的起点。那是1999年的一天，作为一个工作才两年的小编，我壮着胆子找总编“评理”，我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里每一个分册的封面插图应该按学科换一换，不然太单调了，也不便区分，可不可以从我承担的这一本开始呢。总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换封面要经过编委会，以后再说吧。可惜呀，我只好在最后一刻撤掉了精心挑选的图片。封面上的无作为让我郁闷许久。

我又来到了2002年。新系列《生命科学前沿丛书》陆续面世。在确定这套书的封面设计时，一种突破的欲望控制着我，美编也被感染，放开了思路。我们首次大胆地将书名下置，人名上置，并用黑色纹理衬底，冷静中透着撩人注目的野心。

记忆再次驻足于2003年4月。时值分子生物学诞生50周年，我们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因为SARS的原因只能取消。4月12日，在西单图书大厦匆匆做完了《人类基因组——我们的DNA》新书首发式后，一位《科学时报》的年轻记者拦住了我，想约时间采访。他说：“我已经关注你们一段时间了，感觉你做的书不太一样，很新锐。” 还是记者会用词，“新锐”。他当然不可能读过书的内容，他指的是外观。

2005年初，《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我写的《一本名著和它所代表的编辑生活》：“记得上学时看崔健的演唱会，当《一块红布》的乐声响起，灯光将现场染成血一样的红色，观众海啸一般地沸腾了。那一幕像一个印记永远留在了我们心里。在讨论《基因VIII》的包装时，我们丝毫不顾科技书的冷色调惯例，执意将封面做成大片的纯红，因为它占据了我们太多的心血，寄托了我们太多的希望。……”

到了2006年。科学社和爱思唯尔（Elsevier）的合资公司“科爱”（KeAi）正式开始了业务。身为公司总编，权力怂恿之下，我对设计的迷恋有了更多的发挥余地。所谓留白天地宽，我将科爱图书封面的总体风格确定为留白。我们让文字偏顶部，图片铺在下部，中间部分全部空出来，令画面充满张力。有一次，生产部的人检查打样，还以为出片时弄偏了，书名太靠上，他不知道这正是我们要的效果。

2008年，科爱公司的《21世纪信息安全大系》完全抛弃了计算机图书封面的惯用伎俩，采用水彩画点缀，依旧大片“留白”。画面的感性和内容的理性再一次构成了张力。

我离开科学社后，科爱公司由田慎鹏负责。他和我一样，多少都有些设计情结，沿袭了科爱的风格，让一切都尽可能好看些。拿到《混沌沿岸》系列的样书时，我不住地点头，他们真的花了不少心思。

小田在编辑手记中写道：“在装帧设计上，我们不希望过于大红大绿，通过封面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追求一种清新、自然、淡雅的风格。科学并不总是严肃的面孔，科学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科学家也可以像徐志摩一样清新婉约，像金庸一样侠骨柔肠。于是这套书有了现在这样一个貌似和科学没有什么关系，透着点文艺范儿的封面。”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编辑工作的核心就是content+design（内容+设计）。表面上看，外观设计是美编的事，编辑只要选择即可。对此观点，我与其说是不同意，不如说是不甘心。

上面列举的那些例子，都是由我们自己主导设计的。时间将证明，编辑的主体意识如能扩大到设计上来，乃是纸书之幸事。日本分子生物学会期刊《从基因到细胞》（Genes to Cells）封面暗藏玄机的浮世绘风格曾让很多人耳目一新，设想一下把它们摆在案头的美妙感觉吧。

和内容相比，封面的确没什么大不了。但立于这条时光小道的尽头，我忽然觉得，它们反而成了最真实的存在，而其他的一切倒显得若有若无了。我就这样久久地看着它们，作着“夕阳无限好”的感叹，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就这样吧，我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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